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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WT51-12-5204c. NIV1 关于处理中国经济与环境矛盾的总体观察 欧阳志远 （中国人民大学） 当代中国处在社会变革的关键时刻，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增长同时又交错叠加。在诸多矛盾当 中，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这对矛盾的地位正在不断上升，它不仅越来越严重地制约经济生活，而且 已经开始影响到政治生活、甚至对外活动。要在目前这种亟待提高国民收入的背景下处理好经济和 环境的矛盾，需要睿智的哲学思维。 要处理好经济与环境好的矛盾，首先必须深刻了解矛盾的历史和现状。经济和环境的矛盾与人 类社会是与生俱来的，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难以避免，只是冲突的形式和程度有所不同而已。从 总体情况来看，亚洲所处的生态环境劣于欧美。由于生态基底薄弱加上农业开发较早、开发较强， 所以早在农业社会时期，中国就出现了严重的土地退化和水土流失。近代以来，由于一直遭受外来 侵略，所以社会就一直深陷在“经济贫困——人口膨胀——环境破坏” 的恶性循环之中。中国要实现 社会发展，首先必须实现民族独立，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是经过痛苦的曲折和反复的比较得到的结 果。新中国建国时，中国北方国土已大片沙化，黄河、海河、淮河严重泛滥，城市基础设施凋敝破 败，更为艰难的是，旧政权留下了一个基数庞大而受教育程度低下的人口架构，这是中国发展的最 大问题。 20 世纪50 年代初，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严格地按照自己的理想对国家发展进行设计，把主要精力 都集注于计划性的经济建设，严格的计划经济在一开始 有其优点，这就是经济建设的环境影响被 控制到较低程度。与苏联不同的是，中国一直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一直真诚地希望与包括美国在内 的西方国家和平友好共处，但这种愿望并没有得到对等的回应。来自西方国家的压力加上后来来 自 苏联集团的压力，成为中国领导人错误地发动“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外因，这两次分别 属于经济性和政治性的运动，对中国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冲击，还使人口问题进一步严重起来。尤 其是在“文化大革命” 中，人们的法制 念被破坏极大，造成后来环境执法在中国特别艰难。 从社会发展规律来说，实行计划经济本身已经是一个历史的跨越，由于以上原因，实际上就是 计划经济，也没有在中国完全真正实行。所以到70 年代末，不仅经济状况恶化，而且环境状况 开 始恶化起来。从中国第二代领导人开始推进的改革开放，不仅是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唯一出路， 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唯一出路。在经济、人口、环境这个三位一体的问题当中，经济问题的解决处于 首位，不提高经济收入就无法改善人口结构，不改善人口结构就无法有效地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 当然，提高经济收入不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这似乎又回到了思维的原点。如果用完全理想的 点 处理问题，就只能恪守原有的旧秩序。所谓发展就是突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在突破之初， 不可能没有一点代价，何况我们是在一个人口基数庞大而又受教育程度低下的国家推进工业化。 现今的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当中都无一例外地经历了“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直到今天， 仍然在依靠对全球环境容量的消耗来维系着自己的几块“绿洲”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重 走发达国家的老路，而是说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实际困难应当有足够的理解。改革开放一拉开序幕， 中国政府就对可能出现的环境问题有充分的预计，同时也采取了一系列力所能及的措施。通过对历 史经验和教训的吸取，中国在充分借鉴发达国家成功措施的前提下，一直在探讨有中国特色的环境 保护道路。 20 世纪80 年代，中国把环境保护与计划生育一起列为基本国策，在基本国策的指导下，中国制 定了一系列符合自己实际的法律法规，并开始摸索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相结合的道路。1992 年联合 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之后，作为对大会精神的响应，中国政府立即率先着手制定国家级的 《21 世纪议 程》，第一个举起了“可持续发展” 的旗帜。同年，中国学者在国际上首先提出“生态产业革命”理 论。1995 年9月，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 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 约型转变。在中共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以中央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