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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灾疫伦理教育的缺位与补位思考 　　从1998年长江洪灾到西南特大旱灾、南方特大雪灾，再到2013年春北方地区的雾霾；从2003年“非典”到甲型H1N1流感、手足口病，再到近年的H7N9禽流感；从2008年汶川地震到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再到2013年的芦山地震……当今社会灾疫频发，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灾疫危害着地球上的宝贵生命，破坏了自然界的秩序，也日益消解着人类生存的安全和稳定性机制。在灾疫这一特定的时空场所里，义利关系、群己关系等涉及道德情操和道德意志、道德感召等伦理取向的问题，以一种更为集中和极端的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因此，全社会应该形成倡导与重视灾疫伦理的共识，政府部门当将灾疫伦理的宣教纳入日常政务，学校尤其是基础教育阶段的中小学校必须将灾疫伦理教育纳入课程教育体系，切实有效地开展学生的灾疫伦理教育和实践活动。 　　一、灾疫伦理与灾疫伦理教育 　　1.灾疫伦理的概念 　　灾疫，就是灾害和疫情，主要指涉两类事物：一是自然灾害，二是病疫。前者如洪水、地震、泥石流、飓风、海啸和火山爆发等，是直接威胁到地球生命安全并造成人类社会生命财产巨大损失的自然现象；后者如各种突发性人畜流行性疾病，其广泛传播可引发连环性的社会灾难。 　　近些年，全球范围内的频发的灾疫警醒人们检讨自身的行为，并重新从伦理视角审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灾疫之所以能够成为生命伦理学语境中的概念，关键在于：其一，今天人类承受的各种灾难，其实都与人类行为直接相关，因而，其治本之策应该是从根本上改变人类自己的存在观和生存方式[1]。其二，人以外的物种只能消极避难，而人类却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来积极面对灾害；其他种群的个体在灾害面前大多自顾奔命，而作为道德主体的人却能够共渡难关甚至作出自我牺牲[2]。这说明人类与其他物种存在着伦理道德的差异。 　　2003年，孙慕义教授在国内率先提出：“创建灾疫伦理学是生命伦理学的一项使命。”“灾疫伦理学是有关突发严重疫情的伦理问题、伦理关系、应对由疫情引发的公共卫生政策以及各项制度的伦理学原则研究的生命伦理学分支学科。”[3]笔者认为，灾疫伦理的内涵应包括灾疫预防伦理、灾疫救治伦理和灾疫重建伦理等三个方面。灾疫伦理就是倡导以科学的姿态直面客观事实，致力于消除当代存在的风险，引导人类求取理性生存之道，实现生命福宁。灾疫伦理，实质上就是要对频繁爆发的灾疫现象进行伦理检讨，并在此基础上对灾疫防治进行伦理考量。 　　2.灾疫伦理教育的内涵 　　2008年汶川地震后，推行灾害教育的呼声日高，但公民的防灾减灾意识仍然较为淡薄，防灾素养偏低。目前，我国灾害教育尚存在感性多于理性、研究视野不够宽广、灾害教育实践大多为应景之需、缺乏科学设计的教育课程等问题[4]。 　　灾疫伦理教育不同于灾害（灾疫）教育。灾害教育是为达到防灾减灾的目的，以培养公民灾害意识、防灾素养为核心的教育。灾疫伦理教育是以灾疫为主题而展开的伦理教育，它是以灾疫本身为材料、为素材、为内容而展开的一项专门化的全民性伦理教育，涉及环境科学、生态学、生物学、伦理学、社会学等多门学科。 　　灾疫伦理教育需要引导全民了解灾疫、认识灾疫，具备灾疫预警、灾疫救助、灾疫后重建等方面的专门知识。涉及灾疫伦理知识教育，但灾疫伦理知识教育仅是灾疫伦理教育的起步，最重要、更根本的任务是对全民进行生存教育、生活教育、生命教育。实质上，灾疫伦理教育就是人类的存在选择教育，它最终落实在如何对待自然和以怎样的方式生存的选择教育上来[5]。可见，对学生进行灾疫伦理教育是中小学校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必须重视的时代课题。 　　二、我国中小学生灾疫伦理教育的缺位 　　我国著名教育家叶澜教授认为，教育是有意识的以影响人的身心发展为直接目标的活动，是直面人的生命，通过人的生命，为了人的生命质量的提高而进行的社会活动，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中最体现生命关怀的一种事业[6]。教育的本质是培养真正的人，不是仅仅以传授知识、培养技能为根本宗旨，而是要培养具有健全人格的整全的人。教育基于生命，生命融入教育，教育是生命的诗意“栖息地”。换言之，教育是建立在每个个体生命基础之上完善人的生命的一个复杂过程。因此，中小学教育中必须有生命（灾疫）伦理教育的在场。 　　然而，我国现实的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由于长期受应试教育模式的影响，无论是从教育的价值取向，还是从相应的教育实践来审视，不难发现，都缺乏对生命自身的关注，表现出对生命个体的漠视与异化，以致善待自然、尊爱生命、敬畏生命和感恩生命的理念并未有效形成。质言之，教育的一切目的都是为了当下，为了实用，或者更直接地说，是为了考试，为了就业[7]。这种应试教育模式不但欠缺（灾疫）生命伦理教育的健全体系，而且连基本的（灾疫）生命教育也重视不够。学校教育欠缺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