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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工商社团的经济管理功能及其现实意义 2007-07-31 陈争平 作者惠寄 点击: 35 近代工商社团的经济管理功能及其现实意义 近代工商社团的经济管理功能及其现实意义 陈争平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经济管理除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与企业的微观经济管理以外，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中观经济管理(诸如行业管理等)。笔者认为中观经济管理的主体应是政府有关部门与相关社团(例如同业公会)的良性互动。这次我们先从历史经验的总结谈起。 一、近代中国工商社团发展概述 中国工商社团历史悠久，而且从一开始就执行一定的经济管理功能。 1、从唐代至清代，工商社团以行会组织为主 唐王朝令从事工商业的同行业者皆分别聚居于同一市区之内，规定各行设“行头”或“行首”，其职责是为官府收缴赋税，差派徭役；协助官府平抑物价，管理市场；规定本行业的产品质量或技术规格等。可以说，唐代的行会组织是“官令民办”。 由宋代至清代，行会组织逐渐演变成是“民办官定”。宋代各地工商业者大多按行业分别建立自己的团体，或称“行”、或称“团”。其首领称“行首”、“行头”或“行老”，但是必须得到官府的认定。其职责一方面与唐代基本相同，即协助官府办理对同行业者的征税、募工以及平抑物价，监察不法等事，另一方面又代表本行与官府打交道，增加了维护本行同仁自身利益的功能，并协调商品的生产与买卖，以及处理本行其他业务问题。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以会馆、公所、“堂”、“会”、“宫”、“庙”、“殿”等为名等行会组织，它们主要以一定的章程和约定俗成的法规约束会众，执行经济上行业协调职能、扶贫济困的福利功能、祭祖拜神等聚心功能。在一般情况下，会馆多以同乡关系为纽带，公所则多以同业关系为纽带，进行组合。但是它们在长期自行发展中性质有些杂化，有些公所内部以同乡关系为纽带，而有些名为“会馆”者则是同业组织，有的则既讲“地缘”又讲“业缘”，联系的纽带更强。 旧式行会组织往往受地域、行业等限制，相互之间较少联络，内部运作机制易受旧式行帮陋规影响。例如，苏州金箔业行会有一规定，就是每个作坊老板一次只能雇一名学徒，只有在一个学徒期满以后，老板才能雇另一名学徒。但是1872年有一个同时又是行会首董的作坊老板，得到县官的同意，打破了行规，多招了一名学徒，受到本业同行们的威协，他就去请求县衙门的帮助， “工匠们最后请他到公所谈判，他在几个衙役的保护下来到公所。当他到达之时， 那里已经聚集了大约一百二十名工匠。 他们把衙役推出门外, 然后关上大门。……由于他破坏了行规，他们决定每人咬他一口，一直到把他咬死。谁要是拒绝参加这个可怕的行动，就用同样的办法对付谁。这样，他们就一起上去把这个倒霉的人绑好，在他的周身遍地咬起来，直到他死去。”[1]而在福州，在此以后15年还出现“超过行会规定多收学徒的店东”，“被残酷地打死的故事。” 可见，这种情况并不限于苏州，而“带有普遍的性质”。[2] 2、工商社团的近代转型与发展 在1902～1903年间，在上海等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和江苏、湖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福建等省份先后设立新型组织——商业[3]会议公所。1904年初清政府颁布《商会简明章程》26条，正式在全国劝办商会。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正式改组为上海商务总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正式商会，其势力和影响也为全国商会之最。此后，商会这一新型民间工商团体依法在各地相继成立，到1912年商会已普及到除蒙古和西藏之外的全国各省区，大小商会总数近1000家。商会是一地各业全体商人的共同组织，克服了以地区帮派和行业划分商人的狭隘性，其活动是以振兴、保护商业为出发点、中心和归宿的，其内部治理结构更具现代性。原有的行会加入商会是完全自愿的，任何行会只要交纳一定数额会费，即可推举行董入商会做会董或是会员。这样一来，以这些行董为代表的行会其实等于宣布加入了商会。 商会在各地的成立，对推动各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了一定作用。清末还出现了以“公会”、“商会”等命名的新型行业组织，例如在上海1905年出现了“书业商会”，1908年出现了专事为机器面粉厂采购小麦的办麦公会，1910年报业同行组建日报公会，保险业同行组建保险公会，仪器文具业同行组建教育用品公会，1911年布厂业主组建中华布厂公会，类似还有皮货商业公会、北市花业工会、棉业公会、木器商会等30多个。 辛亥革命后，各种社会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据不完全统计，仅民国初年成立的经济社团体共有100多个，它们共同的宗旨是振兴实业、强国富民。就业别构成而言，有工业、矿业、商业、交通、农业、渔业、手工业、土产业等，其中工业团体48个，约占总数的46%；商业性团体41个，约占总数的39%。这些经济组织的广泛活动，为商会及同业公会的新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