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書寫被排除者的歷史 金士伯格論傅科的瘋狂史研究.docVIP

如何書寫被排除者的歷史：金士伯格論傅科的瘋狂史研究 （未定稿, 請勿引用） 李尚仁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shangli@pluto.ihp.sinica.edu.tw 傅科的國家博士論文《古典時代的瘋狂史》（以下簡稱《瘋狂史》）經常被研究傅科的學者視為他學術生涯第一本的重要著作。傅科日後研究方法的許多重要特點，以及作品許多重要主題、論點都已經在這本書中出現。然而這本書卻也是傅科著作中引發爭議最多、命運最特殊的一本著作。雖然歷史學界承認它對瘋狂史以及精神醫學史的研究，有著重要的開啟之功，然而傅科此書的寫作風格、史料的使用乃至許多基本的論證與歷史詮釋都引發史學界激烈的爭議，而且這本書的英譯本一直都只有節譯本，更導致英美學界是否誤讀、誤解此書的辯論。透過林志明先生的努力，如今這本書已有直接譯自法文的完整中文，也帶來了可以台灣回顧這些爭議的時機。 英美史學界關於此書爭論，有些確實是來自對傅科的誤讀，有些則是對歷史細節詮釋的爭論，像是文藝復興時期是否真的有所謂的「愚人船」等等。然而也有些質疑卻牽涉到傅科的基本論點是否成立的問題。這方面最重要的批評是英國歷史學家羅依˙波特（Roy Porter）對於傅科古典時代「大監禁」的說法的修正與反駁。波特認為「大監禁」是個法國現象（或甚至有可能是個歐陸現象），但這個說法與英國的狀況完全不符。英國（包括蘇格蘭與愛爾蘭）在古典時代很少大規模的監禁瘋人，通常把他們留給家人、教區或私人機構來收留。此外，英國不像法國那樣把瘋人與「放蕩者」、「自由思想家」等「非理性」的人關在一起，相反地，英國的勞動收容所（workhouse, 傅科所舉的英國監禁機構的主要例子）通常都不願意收容瘋人，甚至醫院也小心地區隔瘋人與其他的病人（英國倫敦附近的Bethlem醫院專門收容治療瘋人，和法國的h?pital général雜亂的監禁範疇成強烈對比）。波特的批評表面看來只是舉出一個不符合傅科描述的英國例子，說明就像這個島國歷史許多面向一般，英國在古典時代對瘋狂的態度與處理方式，與法國（乃至歐陸）相當不同。然而，如果古典時期的大監禁不是歐洲全面的現象，甚至只是法國特殊的現象，那麼傅科認為以監禁來排除瘋狂（作為一種非理性形式），與西方古典理性有某種內在關聯，而且是一個具有歐洲整體面向的現象的看法，就無法站得住腳了。因此，要理解「大監禁」的現象，就必須從當時法國具體的社會、經濟與文化狀況（而非抽象的哲學思維）來尋找答案。 如果波特藉由指出「大監禁」在歐洲並非普遍現象，來質疑傅科認為對瘋狂的排除與古典理性有某種內在關聯的看法，那麼哲學上對《瘋狂史》此一見解最重要的批評，當然是德希達（Jacques Derrida）著名的評論。德希達的批評出自與波特完全不同的學科、預設與推論方式，他由傅科關於瘋狂與理性之間具有內在、普遍性關係的論點出發，進而推斷傅科書寫瘋狂的歷史是個不可能的計劃，因為傅科是要「寫瘋狂本身的歷史…亦即讓瘋狂為它自己說話…而不是在理性的語言內部所描述的瘋狂的歷史」（Derrida 1978:33-34）然而，如果理性確實如同傅科所說的那樣內在於西方的語言之中，那麼用這種語言來書寫的瘋狂史就等於是對瘋狂再一次的監禁與排除。德希達問道：「對沉默的考古學難道就不是一種邏輯，亦即一種有組織的語言、一個計劃、一種秩序、一個句子、一部作品？」而歐洲的語言本身就參與了西方理性「對瘋狂的捕捉或客體化」，因此「這語言中沒有任何東西，沒有任何說這語言的人，能逃脫這歷史罪行」。那些想幫瘋人說話的人「試圖傳達他們[瘋人]的沉默本身時，就站到敵人那方了…」（Derrida 1978:35-36）。因此德希達認為傅科書寫瘋狂史是個自我矛盾的計劃：「『談瘋狂本身』是個自我矛盾的說法。要談瘋狂而又不會把它驅逐到客觀性之中，就是要讓瘋狂自己談自己。但瘋狂在本質上就是不可說的：正如傅科深刻的說法，它是『作品的不在』。」（Derrida, 1978: 43） 德希達其他的論點，像是他對笛卡兒不同的解讀、或是他對瘋狂與哲學的歷史性的關係的討論，和本文的關係不大。同樣地，對於傅科的回應與德希達對此一議題進一步的申論，我也不想在此多談。關於這場論戰的已有許多二手的研究與討論了。然而這場辯論觸及到書寫瘋狂的歷史的可能性問題，這裡所牽涉的史學問題，尤其是金士伯格（Carlo Ginzburg）對此一問題的回應，則是是本文探討的重點。 金士伯格與微觀史 金士伯格可稱得上當今在世頂尖的歷史學家之一，從六零中起就以一系列驚人原創的著作轟動學界。以金士伯格為代表的一群義大利歷史學家，在七零年代形成著名的微觀史（micro-historians）學派，他們仔細爬梳宗教審判等各類檔案，試圖書寫狼人、巫師、女巫、異端等「歐洲失落的人」的歷史（Levi, 1991; Mu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