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堕胎法律研究.pdfVIP

摘 要 美国在堕胎问题上经历了长久的争论，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间，也经历了漫长 改革路程。从最初普通法的宽容到后来的反堕胎社会运动，再到堕胎合法化改 革，这漫长的历程是一部颇有裨益的样本教材：它展现了法律随着社会环境的 变化而接受的挑战，也揭示了法律和社会现实之间的互动。 早在 19 世纪，美国尚未开始法典立法，当时并无针对堕胎问题的专门性立 法。对于堕胎问题，地方法院均适用从英国继承的普通法。基于19世纪的医疗 技术，人们普遍认为在胎动以前，怀孕只意味着一种潜在的生命 （potential for life）而不是生命本身，因此胎动前堕胎在19世纪早期的美国并非罕见。 四十年代的后五年迎来了堕胎法立法的高峰，各个州纷纷出台堕胎法。1860 年，康涅狄格州在它的立法中第一次将胎动前堕胎规定为犯罪，并追究妇女刑 事责任，还对堕胎广告加以严格限制。这是美国立法历史上第一次将这三个严 厉的条款规定在一起。各州紧随其后，统治20世纪长达三分之二时间的堕胎立 法在这个时期逐步形成。 虽然有严苛的反堕胎法律，这些法律的社会效果却不尽人意：堕胎现象不但 没有绝迹，而是走向地下，这使得堕胎手术的成本和危险性均大大提升；保守 的传统医学界成为了堕胎程序的决策人，但是他们却把自我的利益至于首要位 置；媒体通过介入堕胎案件，极大的损害了堕胎妇女的个人尊严和隐私。这一 系列问题使得美国社会对于反堕胎立法的争议逐渐升级。一些医生和法律界人 士已经提出需要对反堕胎法进行改革，女权主义者也把反堕胎法纳入其运动目 标。宗教势力出于教义，将堕胎列为禁忌，但也存在开明的教派放松了对堕胎 的限制。在罗伊诉韦德案前夕，美国社会环境有了很大变化，这表现在：一些 地区已经在州立法层面放松了堕胎的条件；人口过多带来的社会问题逐渐引起 了社会的忧虑；人们对于生命形式的理解也有所改变，不再强调保护一切生命 形式；女权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获得了大众和法院的支持；性观念变得开 放，堕胎的需要进一步扩大；医疗技术提高，堕胎的安全性有了很大的改善， 而地下堕胎诊所中堕胎手术的危险性逐步暴露；民众对堕胎行为的评价也渐趋缓和。 1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1973 年的罗伊诉韦德判决肯定了妇女决定是否堕胎 的选择属于个人隐私，宪法应当加以保护，但该权利基于州的利益考量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加以限制。这一判决废除了46个州的反堕胎法令。在随后的案件中， 法院又对堕胎权利行使的方式和途径进行了各种限制，不过罗伊案并没有被推翻。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美国社会开始了一场更为热烈的讨论。法院的判决并 没有给堕胎问题一个定论。该判决对社会的影响是复杂的：在堕胎合法之后的 短时间内，堕胎数量有了巨大的上扬，随后在九十年代逐步下降；堕胎合法化 之后，堕胎的安全性有了很大提高，死亡率显著下降；公众对于堕胎的态度更 为开明。另外，法官推翻民意的改革模式也再度引起了关于美国司法审查制度 的反思，但是大多数人还是将罗伊案和反种族隔离案件并列，认可了法院对社 会进步的推动作用。而法官抛弃政治立场，司法逻辑至上、遵循先例的作法， 也为最高法院赢得了权威。 通过以上论述，本文认为，反堕胎法的出台和其后的改革受到了这三个驱动 力的影响：妇女生命安全的考量、胎儿利益的保护、医生职业利益，每个因素 在不同时期的表现是不同的。对于维护性道德秩序这一因素，人们普遍认为是 影响反堕胎法出台的原因之一，但是却没有材料能直接证明这一观点，反而许 多资料提到反堕胎法出台并不是受到了性道德秩序的影响。同样，党派政治和 法官的个人立场也没有显示出对于堕胎法律的决定性的影响力。这里我们可以 看到：影响堕胎立法的因素主要都来自于社会。 通过进一步对社会现实的分析，本文认为，堕胎问题根源在于妇女解决意外 怀孕的急迫性。这种急迫性来自于社会道德观的压力，妇女社会地位的压力， 妇女经济地位的压力，这些都不是禁止性的法律可以消解的压力。因此反堕胎 法律并不能够很好的调控人们的行为。但是，随着科技的革新和社会观念的进 步，妇女可以借助避孕手段避免意外怀孕，社会对非婚生子女的地位也给予了 认可，妇女就业地位得到提升，都使得这些急迫性得以疏导。因此，堕胎率在 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就开始一路下滑。这说明，法律不宜粗暴介入堕胎问题， 因为它是法律调控效率极其低下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