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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德失范案例剖析发言

各位同仁：

今天，我想结合一起近期发生的师德失范典型案例，与大家深入剖析问题本质、反思深层成因，并探讨如何从源头防范类似事件。案例的主角是某中学初三班主任李老师——一位从教12年、曾获“优秀教师”称号的骨干教师。事件的发展轨迹，或许能让我们更直观地理解“师德无小事，失范必追责”的深刻含义。

一、案例回溯：从“关心”到“越界”的演变过程

李老师的问题最初显露于2022年9月。据多名学生反映，李老师开始在班级群里推荐某品牌辅导资料，强调“其他资料质量不行，只有这套能押中中考题”，要求全班统一购买。家长起初并未多想，认为是老师为学生成绩考虑，但很快有家长发现，这套资料在网店售价128元，李老师要求通过其指定的代购渠道购买，价格却高达180元。更令人不安的是，李老师以“帮学生节省时间”为由，要求家长将购书款直接转至其个人微信账户，累计涉及金额超2万元。

若仅止于此，尚可视为“违规谋利”，但事件的恶化始于2023年3月。一名女生小A（化名）的家长发现，女儿近期情绪低落、频繁失眠，手机里与李老师的聊天记录超出了正常师生范畴：李老师会在深夜发送“今天看你上课走神，是不是遇到什么心事？老师很担心”“别和父母说，老师帮你解决”等信息，甚至在小A生日时转账520元“买礼物”。家长察觉异常后向学校举报，经调查，李老师不仅存在强制购书谋利行为，还与3名学生保持超出师生界限的私人联系，其中2名学生明确表示“感到压力但不敢拒绝”。

最终，经教育主管部门核实，李老师被撤销教师资格、调离教师岗位，学校分管德育的副校长因监管失职被问责。

二、问题表现：师德失范的三重“错位”

这起案例并非孤立事件，其暴露的问题具有典型性，可归纳为三个层面的“错位”：

第一重错位：职业认知的偏差——将“教育者”异化为“利益主体”。

李老师在事后检讨中提到：“刚开始觉得帮学生统一买书是好事，家长省得挑，我也能赚点辛苦费。”这种认知的可怕之处在于，他将“教师”这一身份工具化，把本应纯粹的教育关系变成了利益交换。当“为学生好”成为谋利的遮羞布，教育的公益性就被彻底消解。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偏差往往从“小便宜”开始：从家长送的一盒茶叶、一顿便饭，到主动要求“资源置换”，底线一旦松动，便会如滚雪球般失控。

第二重错位：行为边界的模糊——将“师生情”扭曲为“私人联结”。

师生关系天然具有不对等性：教师掌握评价权、资源分配权，学生处于依赖地位。李老师与学生的聊天中，“老师帮你解决”“别告诉父母”等表述，实质是在利用这种不对等性建立“私人信任”。心理学研究表明，青少年在青春期对“被重视”“被理解”有强烈需求，教师若以“特别关心”突破边界，很容易让学生产生“依赖”甚至“情感投射”。这种越界不仅伤害学生的心理健康，更破坏了教育关系的纯粹性——当学生不再敢单纯相信“老师的好是职责所在”，教育的信任基础便会崩塌。

第三重错位：责任意识的缺失——将“保护者”异化为“风险源”。

教师的核心职责是“传道、授业、解惑”，其中“解惑”不仅包括知识，更包括守护学生的身心安全。案例中，小A在被频繁联系初期曾向同班好友透露“老师总找我聊天，有点烦”，但好友因“怕被老师针对”选择沉默；科任老师发现李老师课后单独留下学生的频率异常，却认为“班主任管得多很正常”。李老师本人则对学生的情绪变化视而不见，甚至在家长第一次询问时辩称“只是多关心后进生”。这种对“保护责任”的漠视，让本应是“安全港”的校园，变成了学生的心理负担来源。

三、成因剖析：个体、环境与制度的“合力”作用

为何一名曾获表彰的教师会走向失范？表面看是个人道德滑坡，深层则是个体、环境、制度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

从个体层面看，是“自我要求”与“外部诱惑”的失衡。

李老师并非“天生失德”。其早期教学业绩突出，曾自费为贫困学生购买学习用品，这些行为说明他曾有正确的师德认知。但随着教龄增长，他逐渐陷入“经验主义”——认为“老教师有资格享受一些便利”，对新型教育技术（如微信沟通）带来的边界挑战缺乏警惕。更关键的是，当第一笔购书“差价”到账时，他没有及时反思“这是否合理”，反而用“我付出了劳动”自我合理化，最终在“小错不断”中滑向深渊。

从环境层面看，是“熟人社会”与“监管盲区”的叠加。

事件中，学校对教师行为的监管存在明显漏洞：其一，教师收付款项的异常资金流动未被财务部门关注；其二，班级群“推荐资料”的行为未被年级组巡查发现；其三，学生和家长的匿名举报渠道虽存在，但家长因“怕影响孩子升学”选择直接沟通而非举报。更值得注意的是，教育系统内部的“熟人文化”让部分教师对同事的越界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都是老同事，何必较真”“可能只是关系好”等心态，客观上纵容了失范行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