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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衍的文化心态及其诗学观探析

摘要：对于生活在易代之际的知识分子而言，他们必然存在着文化认同的问题。民国建立后，陈衍与政治保持着距离，但他的思想文化立场仍留恋于旧传统、旧道德，这导致他难以完全接受和融入新的文化环境。本文从陈衍的文化心态入手，分析他的诗学观，可以看到其对诗学理论革新以及守卫传统所作出的努力。然而，在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下，陈衍的诗学理想难以实现，他只能与其他旧式文人一样，退居于传统诗学的封闭空间内，在易代风雨中构建起一个自足的精神家园。

关键词：陈衍文化心态诗学观

生活在晚清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彼此之间有着千差万别的思想意识和生活形态。他们中既有筹划复辟、任职紫禁城、参与伪满洲国者，也有大量并未一味忠于清室，而更关心他们获得的价值与尊严的文化传统之兴亡者，这批知识分子有的投身于文献学术，有的致力于诗词歌赋，甚至也有出任民国官职，或是受聘于各学校的，著名诗论家陈衍就是其中之一。他的思想文化立场仍停留在过去，这使他较难融入新的文化环境。日本学者佐藤慎一在《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中写道：“中国知识分子对自身文明的优越性的确信，毋宁说是当然的事……所以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要进行自我克服就尤为困难。”［1］本文对陈衍的文化心态及诗学观进行探析考察，有助于把握易代之际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与思想轨迹，感受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现象与社会心理。

一、陈衍的文化心态

在清末民初这一历史时期，陈衍对于政治保持着一定的疏离态度，他始终以诗人自居，并对传统文化充满了眷恋与追慕。在各种新思潮涌现后，传统文化面临巨大的冲击，但陈衍没有陷入过度的惆怅与迷惘，而是积极地寻找拯救国学的方法，展示出对传统文化的强烈维护，这都是其文化心态的突出表现。

陈衍出生于福建福州的一个贫苦家庭，家中子弟大多不热衷于仕途，而喜读诗书。虽然家中条件有限，陈衍还是接受了良好的文化教育。他的父亲陈用宾熟读各类儒家典籍，陈衍受其影响颇深，亦十分崇奉儒家学术。陈衍十岁时父亲去世，他便由兄长陈书、陈豫悉心教导，进一步研习儒家经典。此外，他还学习掌握了传统诗文、学术的方法规范。在家庭氛围的长期熏陶下，陈衍对传统文化抱有深厚的感情，这种家学渊源是陈衍文化心态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在1879年以前，陈衍一直都居家读书，并完成了一些朴学著作。此后一直到1882年，陈衍应乡试中举，随后入都参加礼部的考试，在晚清的几十年间陆续入刘铭传、张之洞等人的幕府，先后担任过湖南总襄校、方言馆汉文教习等职务。20世纪初，陈衍到北京任学部主事，不再出入幕府。在陈衍的政治生涯中，他所担任的官职都不高。进入民国后，他更是绝口不提政事，一心致力于诗文学术。尽管面对空前的文化震荡与文化转型，陈衍依旧对新文学有着深重的隔膜。钱钟书在《七缀集》中提到：“我在陈衍先生的苏州胭脂巷住宅里和他长谈。陈先生知道我懂外文，但不知道我学的专科是外国文学，以为准是理工或法政、经济之类有实用的科目。那一天，他查问明白了，就慨叹说：‘文学又何必向外国去学呢！咱们中国文学不就很好么！’”［2］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陈衍不热衷仕途，他所牵系的不是过去的政治体制，而是包含儒学政教系统的传统文化。甚至可以说，清亡之后许多知识分子所守持的，都并非一家一姓的王朝，而是旧文化所依托的载体，政治意味中浸透着一种强烈的文化情感。

在新旧嬗递的民国时期，出现了一些现代文化形式，陈衍把握住这些新兴手段，成了一位报刊作家与大学讲师。1912年，他在梁启超主编的《庸言》杂志上发表《石遗室诗话》，刊登在“艺谈”一栏，且几乎每个月都可以完成一卷，然后按时在杂志上发表，一直到《庸言》停刊。几年后，上海广益书局结集刊行了《石遗室诗话》，后来这部作品又转移阵地，到《东方杂志》上刊载。1923年，陈衍受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之聘在厦门大学讲学，30年代初又任教无锡国学专修学校。1932年，陈衍继续在《青鹤》发表《续编》，也就是后来的《石遗室诗话续编》。《青鹤》是陈灨一主编的一份同人刊物，意在乱世之中保存国粹，陈衍及其诗派门人都是《青鹤》的有力支持者，但此刊最后因1937年日本侵华而终刊。此时《石遗室诗话》已经先后在三个大型期刊上连载，陈衍借助新型媒介的传播方式以助声势，希望能够弘扬中国传统诗学。在他的努力下，“同光体”这一具有相当规模与影响力的诗歌流派被建构起来，受到大批文人的追捧。陈衍希望能够追及过去的诗歌传统，进而能够为当代诗坛树立起一个诗学正统，以达到守卫国粹、文化救亡的目的。陈衍在1937年离世前，主要活动于苏州无锡两地，先后完成《近代诗钞》《闽侯县志》等作品。本文通过梳理他的生平，可以看到一个脱身于晚清士大夫阶层的知识分子对守卫传统作出的努力。

二、“变风变雅”：新旧嬗递下的现实关怀

“变风变雅”的概念最早是汉儒解释《诗经》时提出的：“王道衰，礼义废，政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