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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单帮：商业、人口流动和战争时代松动的社会关系

“跑单帮”一词，指单人随身少量货物至异地贩卖的商业活动。在交通欠发达的年代，不同地区之间的物价有差异，正是为了赚取这中间的价格差而产生了跑单帮。该词首先出现在上海一带，并在20世纪40年代成为热门话题。在近年的民国史研究中偶有涉及。有研究认为，跑单帮是沦陷区普通民众因生活物资匮乏不得已而从事的走私活动。在抗战后期，上海的户口米制度无法向市民提供足够的生活所需，使得黑市米粮成为必要的补充。而黑市米粮正是单帮商民所提供。①当时的报纸认为在抗战末期，跑单帮的现象极其兴盛，对上海的食物供应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又如一些学者研究抗战时期的浙江经济，发现跑单帮带动了战时新的商业路线。②商贩将上海、杭州货物带到浙江省富阳县场口镇进行交易，其中大量货物输往后方。③跑单帮被这些学者视为一种经济现象。

笔者想要探讨的话题是战争时代社会关系的松动，以及其对人口流动的影响。战争时代人口流动增加，不仅仅是因为当兵参军，或者逃避战火。跑单帮代表了一种特殊的人口流动方式。从事跑单帮的人并不从一地迁移到另一地，但他们在两地之间来往十分活跃，这是一种不太受到关注的人口流动现象。关于战时的人口流动，学界多关注抗战时期人口西迁④，及其对我国西部地区的影响。⑤不过，“迁移”与“流动”并不完全相同。我们提供的是一种历史性的思考，将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作为一个连续的时段。这一时段内的社会环境持续动荡，因而跑单帮在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社会中保持了相当大的热度。

跑单帮在抗战期间兴起时，社会舆论多认为这是一项危险的活动。上海地方史研究者认为，“跑单帮大都以个人经营为主，但为了预防沿途遭人抢劫，这些个人商贩又多人结帮同行，到目的地后再分散活动，故被叫作跑单帮”⑥。商贩需要穿过日军封锁线并躲避检查，本身是社会治理的违禁行为，因此在上海的社会舆论中，跑单帮类似一种都市传说。一位生活在上海租界区的居民回忆，自己在抗战时期年纪尚小，因此对战争的苦难没有切身的体会，但他有两项记忆深刻的战争回忆：一是“有时听说谁谁谁跑单帮背米，被日本赤佬用刺刀捅死了”，二是听说从虹口过来的居民愤愤不平，因为在外白渡桥要向日军鞠躬行礼。⑦二者均为听说而非亲见，但是跑单帮的传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以想见这是战时出现的一种奇观。

跑单帮在兴起之初具有明显的阶级性，亲历者多处于社会下层。他们面临许多困难，诸如工作条件的不稳定、失业、收入减少，以及粮食来源锐减等。这些都是战争对生活秩序的冲击，是社会关系松动的主要表现。因为缺少稳定的收入，上海的工薪阶层开始跑单帮。申新一厂的工人耿阿红回忆：1937年10月，申新一厂被日军轰炸而停工。耿阿红带领一家六口人逃回江阴老家。1938年交通恢复，耿阿红返回上海，在安达纱厂工作，工资六角一天，不够全家人的日常开销。这一时期物价开始上涨，但工资水平保持不变，耿阿红决定放弃工厂的工作，转而贩卖蔬菜。不久他开始跑单帮贩米，直至抗战结束。在他的印象里，跑单帮贩米的都是失业工人。⑧

乡间农民受到战乱影响，也会选择跑单帮来维持收入。1945年的上海《杂志》月刊曾刊载张金寿的《北行杂记》一文。张金寿从苏州乘火车沿津浦线北上前往北京。在车上他与一个跑单帮的山东农民交谈得知，这个农民从济南乘火车到天津去买面粉，然后带回济南销售。该农民自家有耕地，但是可能受到战乱的影响而无法耕种，而且即便耕种有一点收成，他也会面临苛捐杂税。因此他索性将田地闲置，靠跑单帮赚钱谋生。⑨

也有居民回忆，跑单帮不是为了牟利，而是为家庭增加食物来源。月份牌画师唐铭生抗战时期在五洲大药房画广告，工作不稳定，收入很低。日军占领上海后，所有居民排队购买劣质的户口米。而唐家小孩多，户口米不够全家人所需。唐铭生之子唐荣智回忆，孩童时期的自己曾与母亲一起到青浦县朱家角跑单帮买米，以增加全家人的口粮。在回上海的船上，唐荣智坐在米袋上以躲避日军检查，他的母亲则在夹层背心里藏有另一些大米；在途中，他曾目睹日军在检查时抢走别的乘客的米。⑩母子二人一同行动，大概是为了彼此掩护躲过检查。在耿阿红与唐荣智的例子中，跑单帮是一种个人应对困难生活的策略。

通过跑单帮来补贴家用在其他地区也开始出现。北京跑单帮的商贩早期多乘火车往来于北京、张家口之间。最先从事此种营生的人，多居住在北京前门火车站一带，是铁路职工的家属或街坊。北京在1942年之后实行粮食配给，粮店供应质量低劣的“混合面”。张家口的粮食供应较北京充足，但工业品较为短缺。他们在北京购买一些纸烟、土布一类物资，到当时的察哈尔首府张家口脱手，再购买粮食、肉类回到北京。但是后来日军检查变得越来越严格，平绥线火车在南口站、康庄站停留时间变长，很难躲开检查。跑单帮于是转移到其他检查不严的路线上，例如石家庄和奉天等。?日军的检查使得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