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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学与古代小说批评研究的跨视域

近些年来，学界一直探讨古代小说批评研究应当如何拓展视角与革新方法。扬州大学温庆新教授所撰《〈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学术批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4月）一书，从传统目录学知识结构与清代“官学”体系切入，以《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的学术批评为研究对象，细究《四库全书总目》小说批评的本质特征与思想史意义，这无疑为古代小说批评的跨视域研究提供了新的范例。

一、作为批评形态的《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

古代小说批评除序跋、评点及文人札记等常见形态外，传统目录学的“小说家类”亦是其中的重要一种。传统目录学“小说家类”的批评导向强调“学术流派的共性”，是一种在“‘以类相从’原则的指导下总结相应（作品）言辞表达样式的文类形态”。自《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类”提出“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之后，历代书目的“小说（家）类”紧紧围绕《汉书·艺文志》的“限定性”表述，并在本质意义不变的情况下进行具体小说的特征与归置探索，呈现出渐变的特点。《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小序进一步提出：“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也。”此类批评被认为是清代官学书目“从‘得诸委巷’的文献出处来认定相关作品是否具有‘小说家类’的品性，而且从‘委巷流传’的情况认定相关作品在历代流传时的实际用途”。从这个角度讲，《四库全书总目》的小说批评是一种针对“过去”与“当下”的小说作品及其知识特征的学术史评价。

该书指出，《四库全书总目》基于“‘稗官小说’的源流梳理，试图据此强调小说观念与小说文体特性具有超越时空的属性”，这种批评是以政教价值的多寡与目录学知识结构的严整性为基础，尝试将历代各类小说纳入“小说家类”知识体系考察的宏观批评。此举有助于将古代小说批评从彼时的边缘位置中抬高，予以恰当的知识形式重构。因此，《四库全书总目》的小说批评不仅仅直面小说的内容，且强调对“‘小说家类’书写‘体例’的探讨”。例如，该书以“偏霸事迹，例入载记。惟此书虽标南唐之名，而非其国记，故入之小说家。盖以书之体例为断，犹《明皇杂录》不可以入史部”等关键表达为例，认为《四库全书总目》颇为注意“小说之体”的文类讨论，认为这是《四库全书总目》在“传统目录学‘先道后器’分类原则”的指导下，对“史体”与“小说体”在“朝章国典”的政教功用、“琐语碎事”的内容选择与“裒集遗文”的写作“体例”等方面所作的本质区分。可见，《四库全书总目》小说批评不仅注意到小说的文类讨论，更是考察了小说的生产、流通与清代政教意图等社会体制的关联性。

基于清代“稽古右文，聿资治理”的“官学”约束而形成的批评形态，促使《四库全书总目》所言“叙述杂事”“记录异闻”及“缀辑琐语”等内容，代表了清代主流知识体系对小说“流派”与知识形态的规范趋向。这有别于突显流通意义与审美趣味的小说序跋批评，亦与注重片段式体验表达的小说评点有别。可见，《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的批评形态有助于全面认识清代小说批评的多重选择与清人对小说特征的多维讨论。

二、作为批评方法的《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

跨视域批评要求研究过程中应具备跨学科的思维习惯与问题意识，革新现有观念的各种束缚，并伴随跨学科方法的使用，洞察讨论对象全部的历史意义。该书指出，作为一种批评方法的《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不仅通过“小序”限定小说的知识“流别”，形成“甄录其近雅驯者，以广见闻”的批评方式，亦可采用文献价值区分的原则对“小说家类”加以“退置”。这就从批评策略与具体方法两方面，践行清代小说批评的“官学”约束准则。此举有助于突破现代学术分科所带来的认知局限，还原清代知识体系有关小说的关注点。

该书认为，作为一种批评方法的文献价值区分，是通过“文献书写内容的谱系归并及其价值区分”与“文献生产主体的身份区别”，对具体作品进行部类设置与作品归并，强化其间的政教意义。《四库全书总目》不仅“注重‘著录部次，辨章流别’的学术源流衍变，而且甚是强调‘折衷六艺，宣明大道’的文献秩序”。在这种批评方式的主导下，《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小序“以政教思想为依，将‘小说家类’作品的价值分为‘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三类；这三类价值之于彼时的政统需求及意义，是呈递减且不可变序的知识排序”。从书目控制理论看，此方法有效“限定并规范以知识信息进行社会问题、政统秩序、学术源流、立言论说等知识效用表达的发挥空间”。它促成了《四库全书总目》小说批评的关键词方法与作品“退置”的有序展开。

典型之例，“四库馆臣”曾说，“纪录杂事之书，小说与杂史最易相淆，诸家著录亦往往牵混。今以述朝政军国者入杂史，其参以里巷闲谈、词章细故者，则均隶此门”，进而“将‘参以里巷闲谈、词章细故者’归入‘小说家类’之‘杂事之属’”。这促使《四库全书总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