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中求生存：1927—1935年 皖西北农民革命史料考察.docxVIP

在革命中求生存：1927—1935年皖西北农民革命史料考察

摘要：通过爬梳1927—1935年皖西北农民革命史料，考察农民生存逻辑的转变与革命意识的生成，可以发现：在革命形势动荡的背景下，农民基于安身立命的生存理性，纵使遭受反动势力愈加严重的迫害，在思想上具有强烈的斗争性，但在革命行动上倾向于保守性。基于此，中国共产党借助阶级动员与利益动员等动员技术，围绕土地分配来激发农民的革命情感与革命意识，从而把农民带进革命事业中。在土地革命时期，“在革命中求生存”成为农民的理性选择。

关键词：皖西北农民革命；生存理性；革命情感；革命意识

中图分类号：K26；C912.68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2096-5982（2024）10-0104-07

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为什么参加革命以及如何参加革命既是一个历史学问题，也是政治学问题。对农民参与革命行为的研究，主要存在阶级冲突、社会交换、文化接触、结构主义等视角，这些倾向于依循“外部逻辑”对农民革命行动逻辑进行诠释，而以农民为革命主体、以农民理性选择为视角的研究成果相对不多。鉴于此，在爬梳1927—1935年皖西北农民革命史料基础上，本文立足当时历史条件下农民的生活世界，从党的动员策略角度试图揭开农民革命选择的生存策略，以此来探究农民对待革命的态度及其所表现的行动。

一、革命形势动荡下农民的生存逻辑

革命政权的建立与巩固是革命得以持续的政治保障。土地革命时期无论是在县域还是在乡村都存在着多元复杂的政权结构，以地主豪绅为代表的国民党政权、民间乡绅统治集团、中共苏维埃政权等政治势力围绕着土地资源进行着博弈，其实质是形成以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势力为矛盾体的权力斗争。皖西北地区也存在着多种政治势力，包括国民党、改组派、第三党与地主豪绅等反动势力、土匪等中间势力，以及以共产党为代表的革命势力。多方势力在皖西北地区进行或联合、或对抗的政治博弈。

国民政府的政治势力在县域范围占有统治优势。六安、霍山等地的政权自1928年国民党势力进驻后都掌握在国民党手中，由旧豪绅统治转变为新豪绅控制。且是各派混合组织的，其中改组派力量要大一点，城镇乡各自卫团由刘和鼎师桂正远旅，各自卫团缴械，直接归县政府统治。县政府仍属蒋派，对改组派较为温和，各县城镇乡、各自卫团均被县政府借军队力量完全掌控。但此县政府只管弄钱，敲诈民众，一切政治都采取压制手段，各派均不满意，但都不敢言语。农民群众深感此刻政治不及段祺瑞时的政治，也是怒恨在心绝不敢言，因此对共产党的宣传也有所倾向。（1）但国民政府的反动统治存在虹吸效应，改组派、地主豪绅阶级纷纷投入反革命阵营中，以求得一息尚存之法，共同对抗革命力量。

各反动势力相互勾结来攻击革命政权。以共产党为代表的革命力量的存在令地主豪绅、改组派与资产阶级国民党等反动势力寝食难安。国民党虽然夺走了旧豪绅的政权，出于对共产党的抵抗，地主豪绅、改组派与县政府相勾结，造谣滋事、罗织罪名攻击共产党，以维护其反动政权机关。地方政权尤其是在乡村中往往表现为革命势力与反动势力的对抗。但国民党势力并不是在全境都具有统治力，特别是在豪绅力量强的地方。例如，六安在行政区划上分为13区，每区均有人民自卫团，每团有枪二三十支至四五十支不等，团总或队长均属于豪绅方面。城区有警备营，枪200余支，系县府的武器，国民党军五十六师刘和鼎部有两团开往六安分驻各乡镇，名为剿匪清共，各乡政权均系豪绅把持。城区教育界如初中教育局及各高小学校有一部分势力国民党与豪绅相勾结。县知事极滑头，遇事不置可否，常徘徊于两派之间。国民党内部自起冲突，互相控告，陷于崩溃的边缘。（2）反动势力阵营存在着动乱之源，纵使能够依靠强权勉力维持其风雨飘摇的统治地位，然而在广大农民的集中抗争形势下，也面临分崩离析的可能。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焰火成为了点燃农民斗争的希望，也是照亮农民革命前途的明灯。

在县政权的争夺中，革命力量处于劣势，但在乡村政权的博弈中，共产党占据优势。国民党注重抓城市机关以及城市群众，不注意乡村群众。统治阶级依靠军队、自卫团、民团等力量在市县乡镇都具有一定的统治力，但广大分散的农村地区，却是其无法掌控的。共产党的革命力量在皖西北农村地区相较于城市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土地分配却无法有效地展开，因为时常会遭受反动势力的侵扰。农民虽然认可共产党所宣传的政策主张，觉得它很好，白区的农民更加期盼着红军、游击队能够早点到来。（3）但由于反革命势力的侵扰，使农民对土地革命的好处持保守态度，不敢要土地，甚至将分得的土地私下又还给地主，这种情况时常发生。如何将农民强烈的革命热情付诸革命实践，以壮大革命力量是衡量党的基层政权建设的重要参照。

但也存在一些地方的共产党与国民党及地方统治者保持互不侵犯的态度。寿县统治阶级和国民党机关对共产党采取不相侵犯的态度，这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