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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中国工作场所安全规制：挑战、策略与展望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中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一转型期见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与社会的巨大进步。然而，在这一进程中，也涌现出了一系列不和谐的现象与矛盾。部分地方政府过度追求GDP，导致生产规模盲目扩张、资源需求急剧上升，进而使得企业与各级政府的利益化倾向愈发严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长期高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环境日益恶化、食品安全事故频发，工作场所安全事故也屡见不鲜，死亡数据令人痛心。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我国一些地区重特大事故层出不穷。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统计，2007年全国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506376起，死亡101480人，其中重特大事故86起，死亡1525人。2009年山西屯兰“2?22”特大煤矿安全事故更是夺走了78名煤矿工人的生命。

工作场所安全问题不仅给劳动者的生命带来了巨大损失，也严重影响了社会和谐与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工作场所安全是实现人身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及人与社会和谐以及国家内部系统诸要素和谐的基础。为改变工作场所事故多发的严峻形势，中国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设立了安全生产规制机构，完善了相关法律法规，加强了监管监察。然而，尽管付出了诸多努力，中国仍是伤亡事故发生频率较高的国家之一。

工作场所安全事故频发的原因极为复杂，制度规则的模糊性、所有权与使用权保障的缺失、规制对象和规制机制的缺陷、生产企业的产权扭曲等，都是影响工作场所安全规制的重要因素。虽然事故频发的起因是多方面的，但作为治理市场失灵的重要手段，安全规制无疑是其中的核心因素。那么，中国工作场所安全规制效果为何不尽如人意？这一问题亟待深入研究与解答。

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在理论层面，通过对转型期中国工作场所安全规制的研究，能够丰富和完善产业组织与规制理论，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推动该领域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在实践层面，深入剖析安全规制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有助于提出针对性的改进措施和建议，从而提高工作场所安全规制的效果，减少事故发生，保障劳动者的生命安全与健康，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具有重大的现实应用价值。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于工作场所安全规制的研究起步较早，已形成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在理论研究方面，科斯的产权理论为工作场所安全规制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其强调产权明晰对于资源有效配置的重要性，在工作场所安全领域，产权安排会影响企业对安全投入的决策。庇古的外部性理论指出，工作场所安全事故会产生负外部性，需要政府进行干预以纠正市场失灵。斯蒂格勒的规制俘获理论则对政府规制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认为规制机构可能被利益集团所俘获，导致规制失效，这在工作场所安全规制中也可能存在，如企业可能通过游说等方式影响规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在实证研究方面，国外学者运用多种方法对工作场所安全规制的效果进行了深入分析。部分学者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通过构建回归模型，研究安全规制强度与事故发生率之间的关系，发现合理的安全规制能够显著降低事故发生率。还有学者运用案例分析方法，对具体企业或行业的安全规制实践进行研究，总结成功经验和存在的问题，为其他企业和行业提供借鉴。

国内学者对工作场所安全规制的研究近年来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理论研究方面，一些学者借鉴国外的相关理论，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工作场所安全规制的必要性、目标、原则等进行了探讨，认为中国的工作场所安全规制应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中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

在实证研究方面，国内学者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展开。宏观层面上，通过对全国或地区层面的安全事故数据、规制政策等进行分析，研究安全规制对整体安全生产形势的影响。微观层面上，以具体企业为研究对象，分析企业内部的安全管理机制、员工的安全行为等与安全规制的关系。

尽管国内外学者在工作场所安全规制研究方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现有研究在对转型期中国工作场所安全规制的特殊性研究不够深入，未能充分考虑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社会结构变化等因素对安全规制的影响。在研究方法上，虽然计量经济学和案例分析等方法被广泛应用，但方法的创新性和综合性仍有待提高，如较少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将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知识有机结合。此外，对于工作场所安全规制中的利益相关者行为研究不够全面，对政府、企业、员工等各方之间的利益博弈和互动关系分析不够深入，难以提出针对性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1.3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本研究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以确保研究的全面性、深入性和科学性。

文献研究法是本研究的重要基础。通过广泛查阅国内外关于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