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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律的工具主义改革 工具主义的法律概念的中心观点不是目的，而是理性。它主要表现在对具体目标的描述上。一般说来, 美国法的形成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英国普通法进行继受和改造的过程。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之前, 美国对普通法的改造一直是成功的。尤其是在立法与行政机关皆相对处于弱势的局面下, 法院脱颖而出, 以强势的角色、高超的水平, 通过司法判决有效地推动了美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但自此之后, 普通法的发展就遭遇到了重大的危机, 难以发挥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为了应对这一危机, 美国爆发了一场法律的工具主义改革。正是这场改革, 使普通法观念得以革新, 法律得以成为社会变革的有效工具;也正是这场变革, 使得美国法律特色得以形成。为全面考察这场改革, 本文针对美国工具主义改革的原因、进程及其核心观点进行阐述, 分析其历史地位与当代影响, 并作出自己的评价。 一、 工具主义改革的对象：形式主义的法律视角 1. 传统法律文化的体现—普通法的危机与形式主义法律观 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个历史阶段对于美国而言, 意义重大。在此期间, 自由放任式的竞争达到了极致, 在推动美国成为资本主义头号强国的同时, 也带来了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然而, 在这样的时代面前, 普通法并没有准备好如何有效应对, 不仅难以有效发挥促进社会进步的正面作用, 而且有些时候还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负面力量——它使得某些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立法归于无效。尤其遗憾的是, 美国的法院系统也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负面力量。多数法官仍旧固守着法律形式主义的普通法观念, 以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等为武器, 频频地向为了解决社会矛盾而制定的社会立法发起进攻。法兰克福特教授在1930年指出, “自1920年以来, 最高法院宣布无效的立法比此前50年的还多”。 这场普通法危机背后的原因即是在当时美国法律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在大多数法律精英身上都有体现的形式主义法律观。这些法律精英强烈批评并反对当时关于立法的主张。秉持形式主义法律观最有影响力的学者是兰德尔。根据兰德尔的描述, 法律是一门具有归纳性、分型性和演绎性的科学。兰德尔主义者们整齐地、理性地把整个法律体系排列成了一个类似于金字塔的概念框架, 少数几个公理性的和抽象的原则位于金字塔的顶端, 更为精细和大量的规则位于塔底。那些不能被整齐地放进正式的概念框架中的案件先例被认为是错误的, 因而也是无关的。 2. 普通法的传统性与科学性 两个多世纪以来, 美国人对普通法经历了两种不同的理解, 而形式主义法律观就是人们对普通法的这两种理解达到一定极致而变得僵化起来的产物。第一种理解是传统性理解, 它盛行于18世纪。虽然普通法在美国走了一条不同于英国的道路, 但其仍然受到了英国普通法很大的影响。研究中世纪的学者费格斯神父的描述呈现了这种继承性:“普通法被描绘为带有一种尊贵的光环, 一种只有最深刻原则之体现所特有的光环, 以及人类理性和上帝植入人心的自然法的最高表达所特有的光环。”在这种传统性理解的影响下, 美国人的普通法观念可以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 普通法被认为是产生自悠久历史中人们的习惯的产物, 它代表了共同体的生活方式, 是“共同分享的价值、理性和共同利益的表现或彰显”;其二, 普通法同样被认为是包含了自然权利和自然原则的。美国以自然法立国即是证明。 第二种理解是科学性理解, 它产生于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并支配了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在那一时代, 启蒙运动弘扬了科学和理性的声望, 人们开始将科学和理性作为真理和知识最可靠的来源。人们普遍相信, 研究人类社会的科学将会拓展法律和道德法则的知识, 使得人类可以运用理性去塑造社会从而不断进步。这种总体性的科学转变直接影响到了法律界。此外, 英国科学家培根的思想也有力地促进了对普通法的科学性理解。培根说, “在所有的科学中, 贴近细节的东西是最可靠的。……最为稳定和坚定不移的原则指引和控制着最为多样化和杂乱无章的表象。”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对普通法的科学性理解在整个19世纪占据了美国法律文化的主导地位。 二、 降低机构的工具化,重视利益保障 为了解决普通法的危机, 重新拉近法律与社会的距离, 美国兴起了一场工具主义的法律改革。工具主义法律观从立法领域开始兴起, 其推动力量主要来自人民主权观念和边沁法律改革的思想。首先, 立法与当时盛行的人民主权观念相一致且更具民主合法性。“人民主权——即人民拥有最终的政治权力并且人民制定法律这一思想——可能潜在地与接受先验存在的自然法原则的做法相互冲突。”其次, 边沁对布莱克斯通的攻击影响了美国的跟随者。边沁把法律发展的关键环节从法官转移到了立法者手里, 第一次使制定法 (而不是判例法) 成为法律发展的工具。立法是最能够工具性地塑造法律的方式, 虽然伴随着与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