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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董仲舒的哲学建构 卢贾与贾贾的历史任务是反思和总结秦快死的政治和思想原因，解决“打天下”与“坐天下”、法王与法后王、国王与人民之间的冲突，追求长期和平。但他们未能从本然之全体上建构与“攻守势异”相适应的理论思维体系。而董仲舒所处的政治文化氛围与所负的历史使命已与陆贾、贾谊不同,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内有地方诸侯王与中央政府的冲突,虽经汉景帝平吴楚七国之乱,但冲突仍然存在;外有匈奴不断侵扰掠夺,对汉王朝及百姓构成严重危胁;思想上的“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卷56),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发生冲突。汉武帝为化解内外冲突,实现政治思想的统一,提出推行“改制”。 一 “天人相通之际”是董仲舒要客观管理的体现 如何改制?改制的目的是为刘汉政权“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永惟万事之统”(卷56)。为达长治久安的目的,汉武帝抓住当时社会存在的冲突,举贤良文学之士,以册问对策方式,“垂问乎天人之应”,强调“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卷56),要求提出纲领性、根本性的对策来。他曾就政治制度、政令刑罚、礼乐教化、伦理道德、学术思想的冲突,垂听而问贤良文学之士,但“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卷6),未能化解这些冲突,只有董仲舒对汉武帝的三次册问,提出了使其满意的对策。汉武帝册问:“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末烛厥理。”(卷56)三代受天命治理天下的依据是什么?灾异变化由什么引起?性命的夭寿和人性的善恶的原则是什么?这些问题,是与陆贾、贾谊时代不同的新问题,化解这些新问题,能使百姓和乐,政事宣昭,天时正常,德润四海,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精神。 如何称其体现了时代精神?其一,汉武帝所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古与今的关系问题,夏、商、周三代为什么受命,又为什么天命转移,当今应如何接受、借鉴三代为政治国的经验教训,以应符天道;第二个问题是天与人的关系问题,灾异的变化与人世的变迁的关联;第三个问题是人性命运问题,这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人性根基及其出发点。董仲舒对策曰:“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鸟’,此盖受命之符也。”(卷56)人心的向背,是国家成败的价值标志。天下人如同心归父母那样归向国家、君主,必能以至诚感动上天,天就会应诚而降祥瑞。周文王、周武王曾获白鱼火鸟的祥瑞,就是他们以“敬德保民”的德政,得到了天的保佑。所谓受命之符,是指天佑而降的祥瑞。这就是要汉武帝学习文武先王为政治国的传统,来治理今之天下。“受命于天,易姓更王,非继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业,而无有所改,是与继前王而王者无以别”(卷1)。说明汉武帝改制的必要性和合法性,“故必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卷1)。受天命,顺天志,这是应然合理的,是不敢违反的,否则就得不到天佑的祥瑞。 其二,“灾异之变,缘何而起”。重仲舒对策曰:“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贼良民以争壤士,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戾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卷56)周的后世子孙残贼良民,废德教,任刑罚,好淫佚,生邪气,上下不和,阴阳缪戾,这就是灾异缘起的原因。也就是说,天降灾异,是人事的罪孽所致,改朝换代是天的惩罚。 董仲舒以史为鉴,“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德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卷56)。天唯德是辅,而惩罚失德之君之国。天出于仁爱之心,对失德之君,先以灾害来谴责他,希望他知错改过;若其不自省改过从善,便降怪异使其恐惧,使其警惕畏惧,而知改变败德的行为;若再不知改变,天就要废君亡国了,观察“天人相与之际”的历史教训,是非常可畏可怕的。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君主的权力被最大化,如何制约君主的权力,对作为天子的君主唯有作为其父的天来监督、控制。所以,董仲舒“天人相与之际”的灾异论,其用心在于以天的权威来制约王权。就此而言,应对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予以新的诠释。 其三,关于性、命、情的问题。董仲舒说:“命 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生,故不齐也。”(卷56)夭寿仁鄙,犹如陶以造瓦,冶以铸金,制瓦铸金的人按照其法和模范使其成器;君主的行为起着教化人民的作用,尧舜行德则民仁寿,桀纣行暴则民鄙夭,上之君主教化下民,下民服从于上,犹如孔子所说君子德风,小人德草,草随风而偃。夭寿仁鄙决定于君主的德教,命、性、情也随君主行德与行暴而不同。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