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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机构参与腐败交易的博弈分析 一、 现有文献回顾 腐败是一个严重而复杂的社会问题。大量腐败事件表明，有一种集体腐败。许多腐败不是贿赂方和受贿方之间的直接交易，而是由中介机构完成的。在2008年震惊海内外的西门子全球腐败案中,西门子便是通过设在香港的商业咨询公司和其他中介机构对中国的官员行贿。提高腐败的治理效果,当前急需弄清中介机构在腐败交易中的作用,找出经由中介机构的腐败交易与传统腐败交易的区别。 腐败通常被定义为公务人员利用职权之便为自己谋取私利,分贪污和受贿两类,受贿实质是钱权之间的交易,也称交易型腐败,是近十年来有关腐败的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在分析交易型腐败的成因及治理时,现有研究虽然形成了公共选择、交易成本、委托代理关系、寻租等不同视角(严浩冲,文彬,2007),但基本都把腐败看做客户与政府官员之间的直接交易,考虑中介机构的研究为数不多。Bayer (2005)构建博弈模型分析了中介在由官员发起的腐败交易中所起的作用,其假定官员分诚实和受贿两种类型,客户为了逃避政府的规制而希望向官员行贿。但是,既不知道哪些官员会接受贿赂,也不知道该行贿多少,中介则掌握了这两方面信息。存在中介和不存在中介两种情况下的博弈均衡解表明,中介提高了腐败交易的发生概率。Hasker(2007)重点考察了中介的参与对反腐败效果的影响,通过构建客户对政府规制的效用函数以及描述客户、官员和中介机构之间互动关系的博弈模型,发现中介能够降低规制的水平,但并不会真正改变客户向官员支付的贿赂数量,而且当腐败交易有中介机构参与时,处罚、监督、职位轮换等传统的反腐败措施都会失效,甚至起相反作用。不过,尽管建模的方式更为严谨,Hasker (2007)与Bayer (2005)一样,都只从节约客户行贿的交易成本这一角度考察中介机构在腐败交易中的作用,忽略了政府官员对中介服务的需求,而且都假定中介机构与政府官员之间存在长期关系,却没有分析这种长期关系是如何形成和维系的,而这一点正是治理经由中介机构的腐败必需要解决的问题。林跃勤(2009)详细列举了我国中介腐败的形式和特点,指出中介机构参与的腐败交易在我国正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然而,他只描述了现象,没有从理论上揭示中介机构参与腐败交易的微观机理及其对腐败交易总量的影响,特别是没有回答在当前政府对官员受贿监督和惩罚力度不断加大的状况下,官员为什么还会愿意在原本隐蔽的一对一腐败交易过程中引入一个第三方的中介机构。 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将结合转轨经济的特殊性,借鉴新经济社会学中的嵌入性理论,由中介机构与政府官员之间经由社会关系纽带维系的寻租网络入手,揭示中介机构能够促成腐败交易的原因,并以中国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本文的研究不仅为深入剖析中介机构对腐败交易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而且由于目前相关的实证研究还很缺乏,本文在中介机构对腐败交易影响的实证方面也是一个新的拓展。 二、 腐败交易的交易成本 在市场经济中,各种类型的中介机构之所以能够存在,主要是因为可以节约交易双方的交易成本。腐败交易也具有交易成本,不过,由于腐败交易的非法性,腐败合约具有高度隐秘、透明性差和合约条款详尽程度低的特点,交易成本与正常的合法交易存在很大不同(Lambsdorff,2002)。在交易发生前,腐败服务的潜在需求方和供给方都不能通过正规渠道为自己做广告,搜寻交易对象的难度远远高于合法交易,信息的缺乏常使交易双方面临额外的风险,行贿方可能在假冒的或者没有能力提供腐败服务的政府工作人员身上白白浪费了钱财,受贿的政府官员则可能因没能识别出监督部门派来的伪装行贿者而遭到惩罚。除了搜寻成本高之外,腐败交易合约的订立和实施也比正常交易麻烦。为了尽量降低风险,政府官员往往不希望直接接受货币形式的贿赂,要求行贿方采取更为隐蔽的贿赂方式,双方就贿赂方式达成一致需要耗费较高的谈判成本。由于腐败服务的提供与贿赂的支付通常不是同时发生的,并且腐败合约又不可能向正常合约一样获得法律的保护,在合约执行过程中,交易双方都有很高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行贿方有可能获得腐败服务之后不支付合约要求的贿赂,受赂的政府官员则有可能收了贿赂之后不办事或者提供低于合约要求的腐败服务。腐败交易即便顺利完成了,交易双方之间的关系也并没有向正常的市场交易那样就此终结,不管是行贿还是受贿都是法律禁止的行为,双方彼此掌握着对方违法的证据,都面临被对方揭发的风险,腐败交易就像一颗随时有可能爆炸的炸弹,将交易双方永远锁定在一起。 不难看出,腐败交易的交易成本主要源于腐败服务特有的违法性质。近年来,各国纷纷加大了反腐败的力度,甄别腐败的手段也日益完善。这些都直接增加了腐败交易的交易成本。既然中介机构能够利用自身的专业化优势降低市场运行的交易成本,在当前腐败的交易成本越来越高的情况下,中介机构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