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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批评怪象批判诗人有行, 评家无德读肖鹰《中国文学批评怪象批判》有感 2010年，清华大学教授肖鹰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文学批评的奇怪批判，驳斥了“当前中国文学的高度怀疑”的文章。尽管文中的一些文学观点, 特别是站在文学的本质主义立场得出的保守观点值得商榷, 但是他对中国文学批评怪象的批判是有意义的。 肖文谈论的是小说, 他“过招”的是两位小说评论家陈晓明和孟繁华。他文中也涉及到新诗理论界, 特别是当代新诗史界德高望重的洪子诚先生的文章《批评的尊严———作为方式的丸山昇》中的一段话:“在这篇读后感性质的文章的标题里, 我用了‘尊严’这个词, 来概括读丸山昇先生著作之后的感受。这确有一些踌躇。在我们生活的许多崇高词语贬值或变质的时代, 这个词可能过于重大, 但也可能过于媚俗。不过, 如果从坚持某种目标和信念, 通过‘抵抗’形成某种属于自己的独立方式, 不断寻求对于‘事实’的接近这一点, 使用这个词应该是恰切的吧。”1他认为孟繁华采用“春秋笔法”诠释了这段话:“我知道, 这个交待除了洪老师的谦虚和温和之外, 事实上也隐含了他对中国当下批评没有言说的看法。在这个意义上, ‘尊严’这个词就意味深长了。”2肖文认为:“洪子诚先生对‘批评的尊严’的定义是明确的, 即‘坚持某种目标和信念, 通过‘抵抗’形成某种属于自己的独立方式, 不断寻求对于‘事实’的接近’。这就是说, 批评的尊严来自于批评家在批评活动中通过‘抵抗’实现自己的批评主体性。丧失尊严的批评, 是因为丧失了‘抵抗’而丧失主体性的批评。”诗无达诂, 文无定论, 孟繁华与肖鹰对洪子诚先生这段话的解读都有道理, 差异源于两人的“职业”及“身份”, 一位是偏爱“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的评论家, 一位是偏爱“吾爱吾师, 吾更爱真理”的理论家。评论家会受到现实的制约甚至社会的“胁迫”适当“变通”。理论家可以为了“殉道”而“从一而终”, 甚至可以“闭门造车”。在新诗研究界, 洪子诚先生不是诗评家, 是一流的诗史家。洪子诚先生的“宽容”与“儒雅”, 甚至是“思想解放”受到很多年轻的新诗学者的尊敬。2005年8月, 在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召开的“新诗百年研究国际研讨会”的小组会议上, 我发言说洪子诚先生不应该让某位女诗人的名字进入他写的当代新诗史, 洪子诚先生的回答显示出他对“民主政治”的重视, 让在更自由的环境中长大的我感觉到虽然我比他年轻30岁, 居然还没有他那么“宽容”。这段话确实如孟繁华所说体现了洪老师的“谦虚和温和”, 也体现出了他的“民主与宽容”。肖鹰读这段话时, 可能没有认真体会这个句子:“这个词有可能过于重大, 也有可能过于媚俗。”更没有深味“抵抗”与“接近”这两个词语。这不仅体现了洪子诚先生身为“诗歌史家”在用词上的深思熟虑的“职业”风格, 更呈现出他做学问及做学者的“谦和”风格, 还可以读出他身为诗歌界, 特别是新诗界的学者的“民主”风格, 甚至还有些“无奈”。先锋性是新诗重要的特征, 新诗界的“民主和自由”远远多于小说界, 更多于文艺理论界。所以他用“抵抗”不用“征服”, 用“接近”不用“占有”。 现在专业分得很细, 尽管早在1990年代我就鼓吹“学者串行当明星”, 今天仍然主张“跨学科”研究, 特别主张当前文艺学及诗歌理论界应该推崇“跨学科”研究, 它可以产生新的学术增长点, 提高文艺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但是不能迷信。应该强调“专业有界”、“多元有界”、“专业优先”和“文学本位”, 正是因为我深知什么叫“隔行如隔山”, 所以我只搞新诗研究, 很少对古代汉诗发言, 更不会对当代小说发言。肖鹰现为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是美学和当代文化, 获得过哲学学士、哲学硕士、哲学博士学位。尽管1998年7月至2000年4月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做博士后研究工作, 师从著名文学批评家谢冕先生。但是他的中国博士后科研基金课题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哲学问题》, 涉及文学和哲学。但是不可讳言, 与陈晓明、孟繁华相比, 肖鹰有些“不在场”, 容易“错判”中国当代文学。他对当代著名“小说评论家”陈晓明、孟繁华的一些评价也有些“偏激”。我也不太赞成他的一些文学观点:“以阎连科为代表, 一批富有社会责任感和批判精神的作家仍然在写作。但是, 他们的普遍问题在于, 一方面, 他们过于看重写作技巧和叙事方法……《受活》就是这样一部‘板凳作品’, 形式大于内容、形式阉割思想。”“我们为什么需要文学?我们可以玩游戏、看电视、看电影, 但是我们为什么还需要文学?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 是心灵最精妙深刻的表达。中国文化有深刻的美, 但是, 我们从当下的文学作品中却看不到这一点。”“由于网络是‘浏览’式阅读, 因此, 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读者, 那些所谓在阅读网络文学的人, 仅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