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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社会文化结构分析 一、 实证主义传统的研究路径 自杀研究是社会学领域的经典课题。近年来,国内自杀研究逐渐热门起来,并逐渐形成了三种比较有影响的研究理路。 一种是医学或自杀流行病学的理路。这种理路的基本观点是,自杀主要是个体的心理或精神疾病的极端表现。他们认为自杀者均不同程度地具有精神错乱、抑郁等病症(费立鹏,2004;徐慧兰等,2000;董汉振等,1999),或认为自杀者之所以自杀是因为他们在人生的晚年会面临无法适应的一系列丧失事件(穆光宗,2002;颜廷健,2003)。 一种是实证主义社会学的理路。此种路径主要在迪尔凯姆(1996)所开创的传统下展开研究。这种理路的基本观点是,农民自杀是由社会结构及其变动所决定的。从宏观结构来看,有学者认为农民自杀率的变化是由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所导致(景军等,2010;张杰等,2011);从微观结构来看,研究者认为农民自杀率的变动与代际关系变动、夫妻关系变动等家庭结构的变化紧密关联(陈柏峰,2009;刘燕舞,2009/2011;刘燕舞、王晓慧,2010;谢丽华,1999)。 一种是人文主义社会学的理路。这种理路主要遵循的是道格拉斯所开创的自杀研究传统(Douglas,1967)。他们主张农民自杀是文化、价值或行动决定的。一些研究者认为,农民自杀是农民本体性价值坍塌而社会性价值彰显的产物(陈柏峰,2008);一些研究者则认为,农民自杀是其遭遇家庭内部不公以自杀作为反抗手段而追求家庭内部正义的结果(吴飞,2007/2009),还有一些研究者则主张农民自杀与其价值观、生命观、自杀观和死亡观等观念有关(杨华等,2009)。 综而言之,上述研究对推动自杀研究在国内的发展均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一些理论解释在某一个侧面上具有较强的穿透力,但仍存在一些不足。医学或自杀流行病学的研究目前是国内自杀研究的主流,而研究结论大多千篇一律,有用不同的数据验证同样的精神病或心理疾病的嫌疑,这种“过度医学化”的弊病已为一些学者所重视和质疑(吴飞,2005;刘燕舞,2010a)。这一理路亦无法解释农民自杀所呈现出的差异,因而他们面对自杀率高低不同的数据的时候均采取“粗暴”的平均办法将之作为整体对待而有意回避了对之进行准确的学理解释。实证主义传统的研究路径与人文主义传统的研究路径在理论上仍秉持结构与行动两者是二元对立的思维,因而两者的研究结论互相排斥,且他们在复制这两套研究传统的长处的同时也将其短处不可避免地复制到了国内的自杀研究中。 本文主要考察农村老年人自杀的历时、共时与区域等复杂的分布情况,并分析其分布情况的形成原因,进而在此基础上提出切合实际的危机干预策略,为预防老年人自杀提供政策建议。 在资料收集方法上,本文选择“典型实地调查法”,即选择具有典型性的区域和村庄展开实地调查,通过较长时间的驻村调查以无结构式访谈和半结构式访谈相结合的办法收集数据。所收集的数据时间跨度为1980年至2009年。本文所谓的“典型”因素主要指影响自杀形成的文化因素,因此,与一般统计分析根据“经济水平”将中国农村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不同的是,本文主要根据文化差异考察中国南方、北方和中部的农村老年人自杀分布情况。 本文所选择的能基本代表南方农村、北方农村和中部农村的调查点分别是湖北省东南部的大冶市某地、河南省南部新县某地和河北省东北部青龙县某地、湖北省中部应城市某地。 根据笔者自2007年7月至今在全国十余省份农村驻村调查近400天的经验来看,如果按照传统与现代两个维度简要把握农村情况的话,那么,南方农村的大冶某地则属于传统性仍比较强的地方,宗族文化仍比较浓郁,老年人地位相对较高,与此相反的中部农村的应城市某地则属于现代性比较强而传统性比较弱的地方,宗族文化基本不存在,老年人地位十分低下,而北方农村的新县某地和青龙县某地则介于上述两者之间。从经济水平来看,应城市某地的经济水平是最高的,特别是其人均2-3亩户均10-12亩耕地的农业经济状况使得其农业剩余较多,而大冶市某地与新县某地和青龙县某地经济水平相当,人均耕地不足1亩,户均耕地不足4亩,其农业剩余均较少。然而,经济水平最高但现代性最强的中部农村应城市某地恰恰是上述三大区域中老年人自杀最为严重的地区。接下来考察更为更为详细的情况并对之进行一些简要分析。 二、 结果分析 (一) 新县和青龙县地段的年龄分布 总共收集的村庄数为20(含部分自然村),以2009年的户籍人口数据为准,所收集村庄的总覆盖人口数为21408人(其中,大冶某地为6613人;新县某地和青龙县某地共7636人;应城市某地为7159人),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为1972人(其中,大冶某地为553人;新县某地和青龙县某地共808人;应城市某地为611人),老年男性为960人(大冶某地为262人;新县某地和青龙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