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养罗《近史芯平县志》考述.docxVIP

王养罗《近史芯平县志》考述 《康熙万平县志》共六卷，由清朝王阳廉监督、李开泰、张才等主编。王养濂，陕西汉中人，康熙二十二年(1683)，出任宛平知县，并主持修纂该志。目前，该志有康熙二十四年(1685)刻本、民国抄本和其他抄本流传于世。 《(康熙)宛平县志》(以下简称《宛平县志》)起初是为《(康熙)顺天府志》的编纂准备的资料，后又经增补修订而成。它的修纂一方面开创了北京地区官方为附郭县修志的先例，另一方面，通过与《宛署杂记》《(康熙)顺天府志》《(光绪)顺天府志》三种志书的比对，显现出该志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多方面的价值。 一、 《有了独立的人物”和“仙释”，其内容丰富并补充 《宛署杂记》20卷，明朝人沈榜编著。沈榜，湖广临湘人，万历十八年(1590)任顺天府宛平县知县，该书就是他在任内时所作。单从书名来看，它似乎是对宛平地区一些琐碎事迹的记录;然从内容上来讲，则此书实为第一部私人修纂的宛平县志。清人杨允长在《宛平沈令尹传》中评价此书说:“颜曰‘杂记’，词亦谦矣。后之志郡邑者卒莫能及云。”(1)可见，前人早有定论。 《宛署杂记》编纂于万历中期，此时明朝的皇帝、贵族等封建统治者更加奢侈腐败，他们疯狂地追求土地、金钱和财货。作为私修的宛平县志书，其内容和按语中就会不时地流露出作者对这种现实情况的态度和批评，这在官修的《宛平县志》中是看不到的。同时，这也决定了两书的侧重点各有不同———《宛署杂记》详于偏重现实问题的社会经济，而《宛平县志》则详于人物和艺文。例如:《宛署杂记》的“经费”一目就用了两卷(第十四、十五卷)的篇幅来写，记录了宛平县所承担的坛庙、陵园、行幸、宫禁、内府、各衙门、乡试、会试、殿试、乡会试武举、杂费等12项经费，长达四五万字，详细记载了物品的名称、数量、所需款数，巨细不遗，如祭祀太庙要用数不清的食品、货物，如内府喂猫要用肉720斤，如上昭陵墓一次要用女轿夫1600名(男轿夫除外)，这直接导致了宛平财政的“甲乙两空，前后俱竭”。172 然而，正是由于《宛署杂记》的作者在经济、社会等现实问题上下了很大功夫去搜集和整理，并用了大量的篇幅去记述，使该书对“人物”“艺文”等方面的记载变得相对简练了，而这两部分内容恰恰能在《宛平县志》中得到丰富和补充。 首先，将二者“人物”部分相比对，《宛署杂记》的该部分只占1卷(第16卷)，其下也只分为“乡贤”“节妇”“仙释”3个小目。而《宛平县志》中该部分内容则是用了两卷(第5卷上、第5卷下)的篇幅，其中第5卷上分为进士、举人、贡生3个小目，记录了明初以来直至清康熙初期宛平地区科举登第之士的姓名、职官等内容，详细而又有条理，是研究职官、科举的重要资料，《宛署杂记》对此内容未予记载，不能不说是一大缺失;其次，《宛平县志》第5卷下分为“乡贤”“人才”“貤封”“孝子”“节妇”“隐逸”“流寓”“仙释”等8个小目，相比于《宛署杂记》“人物”中的3个显然是丰富和细化了。就其内容来看也是这样:《宛署杂记》中记载的人物大多都是明朝的，明以前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只择其一二而录之，先秦秦汉时期的则完全没有收录;而《宛平县志》恰恰弥补了《宛署杂记》这方面的不足，它在细化条目的基础上把自先秦秦汉以来直至清初生活在宛平地区(有时扩大到大兴地区)的人物尽可能地加以收录，像周代的左伯桃、羊角哀、邹衍，秦汉时期的蔡泽、韩延寿、蒯彻、韩婴，唐代的王适、高崇文等都是《宛署杂记》中所未载的。《宛平县志》在这方面的补充和完善，为后人研究宛平地区历史人物，乃至社会风俗都提供了重要史料，成为该志的一大亮点。 其次，就“艺文”部分来讲，《宛平县志》所收明万历以前的诗词文章也要比《宛署杂记》多。《宛平县志》的“艺文”部分在第6卷，下分“纶音”“奏议”“古文”“今文”“诗章”五部分，所载内容上自先秦下迄清初，为研究宛平地区的重要事件、诗词文章等提供了完整而丰富的资料，是该志的另一大亮点所在。反观《宛署杂记》则没有明确的“艺文”部分，其诗词、文章等内容主要收录在第20卷的“志遗一”到“志遗四”中，单从“志遗”二字就能让我们感觉到该部分内容并非整部书的重点所在。此外，《宛署杂记》该部分与上述“人物”部分的收录方式相同，主要记载明代士人的诗词文章，对于前朝士人的著作则只收录了金章宗皇帝的《仰山》、(元)马祖常的《玉河》、耶律道人的《华岩洞》、僧续溥的《碧云十景诗》、宋本的《海子》、无名氏的《香山八景诗》和《卓锡泉》等7种23首。而《宛平县志》的“古文”和“诗章”两目则是对前朝文人的诗词佳作进行了记载，弥补了《宛署杂记》此方面的缺失。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宛署杂记》所收录的某些前人诗作以及明代士人的诗词文章，如:金章宗皇帝的《仰山》、僧续溥的《碧云十景诗》、(明)王英的《玉泉》《吕公洞》《西湖》、(明)商辂的《香山永安寺记》等，《宛平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