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执行研究的中国图景及演化路径.docxVIP

? ? 政策执行研究的中国图景及演化路径 ? ? 　　政策执行是将文本形态或政府话语体系下的政策转化为现实结果的过程[1]61。20世纪70年代，西方政策执行问题频发，导致了声势浩大的“执行研究运动”[2]。研究经历了早期对执行失败现象的关注，到“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模式争论，再到整合性执行框架提出的三个阶段，学者从不同视角提出了诸多模型、影响因素及政策建议。作为跨国界、超越体制的政策现象，政策执行问题也成为我国治理过程中亟待突破的瓶颈，尤其是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和分权化改革的推进，政策执行阻滞成为我国制度化的非正式行为[3]3，影响了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乃至社会转型进程，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早期学者们尝试运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政策执行问题，但由于府际关系的制度安排存在差异性，以联邦制为背景的西方政策执行理论，对于理解中国等单一制国家的政策过程解释力不强[4]。因而，20世纪90年代，鉴于不同的政治制度、政策执行风格及西方公共管理研究中的著名难题——“中国悖论”①，中国学者们开始超越“拿来主义”，探索中国政策执行的特殊之处，形成了“基层共谋”“压力型体制”“共生关系”“层级性与多属性治理”等颇具启发性的学术观点，呈现出有别于西方话语体系的政策执行研究中国图景。对现有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把握政策执行研究的整体概貌是推动中国政策执行研究发展的必由之路，是破解政策执行困境、完善我国治理体系的因应之道。面对海量文献，对其进行个别视角的文献评述显然无法清晰呈现研究全景，目前国内文献总结及回顾多是基于特定主题的讨论，以定性评述为主②。因而有必要采用文献量化方法对国内政策执行研究进行全面梳理。 　　文献计量学是以文献为研究对象，基于数学与统计学的定量分析方法[5]，知识图谱法是其中一大新方法，通过可视化的知识图形与序列化的知识谱系，直观地呈现知识单元或知识群体之间存在的网络结构及其互动、交叉、衍化等诸多复杂关系[6]。本文以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数据库中2000—2017年CSSCI来源期刊（含扩展版）的刊文为研究样本，运用CiteSpace 5.1绘制出中国政策执行的知识图谱。一方面，该类刊文体现了一定水平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21世纪开始，中国政策执行由对西方理论的引介转向中国理论体系建构，相关研究逐渐深入[1]62，选取21世纪以来的文献数据可展现政策执行研究的中国图景。同时，本文以“政策执行”“政策实施”为检索主题③，主题条件用“或者”连接，检索条件为“精确”，共得到2387条文献记录，在剔除声明、书评、会议通知及无作者文献后，最终保留2351篇样本文献。 　　基于上述研究背景、思路、方法与样本，本文力图客观呈现21世纪以来中国图景与演化路径，把握其热点主题，厘清其演化的基本脉络与规律，一定程度上预判未来研究趋势。 　　一、研究的主要过程及发现 　　（一）发文量及核心作者统计 　　某领域论文在时间上的分布一定程度上显示出该领域学术研究的理论水平及发展速度。通过发文量统计，绘制出2000—2017年政策研究发文量年代分布图（见图1）。除个别年份下降外，发文量整体呈平稳上升趋势，基本符合普莱斯文献指数增长规律。其中2008年较2007年上升幅度较大，可能的原因是，2006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把“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作为“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和服务政府”的重要前提，并以此为目标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学界对此做出积极回应，政策执行力的结构分析、政策执行鸿沟等议题引发学者持续关注。 　　 　　某领域作者的H值、发文量及文献被引频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在相应学科中的贡献及学术影响力。对该领域的数据进行作者共现分析（Node Types=Author；Top 35；Time Slices=1），绘制作者共现知识图谱（略）。该图谱中539个节点间仅有161条连线，网络密度为0.0011，表示作者多为独立发文而缺乏学术合作。从539位发文作者中，根据文献计量学中高产作者定律，选取发文量在4篇及以上的作者并统计其文献总被引频次（见表1）。丁煌、贺东航、钱再见、杨宏山等均是该领域的高被引作者，他们的H值居于高位，具有较强的学术影响力。其中丁煌文献总被引次数最高，达941次。 　　 　　（二）合作作者及合作机构共现网络分析 　　合作作者及合作机构网络分析能呈现各研究机构形成学术共同体的情况，通过对该领域研究机构与作者共现分析（Node Types=Author+Institution；Top 35；Time Slices=1）得到合作作者及合作机构共现图谱（见图2）。图谱中的节点大小代表研究机构及作者的学术影响力，节点环表示年轮，标签字号大小代表中心性，连线描述机构合作。 　　由下页图2可见，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