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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头发的后羿近代中国人眼中的西方形象 一、 外国的白种“推动”中国人进入了一个“东南角” 1601年，西方传教士马特齐继光终于通过了中国的首都北京，并向明朝万历皇帝朱义军提交了一张由欧洲人绘制的世界地图。皇帝和一些大臣知道世界上有七个半洲国和中国以外的民族和文化。然而,1839年爆发的那一次战争使人们对这件事几乎全忘了。广东是当时沿海国家来中国从事贸易的地方。那里的居民以及那些与外国人交涉的中国官员们,知道荷兰人是“红头发的野蛮人”,他们生着“凹陷的眼睛和长鼻子,头发、眉毛、胡须都是红的。他们的脚长达14英寸。身材异常高大”。还有那些拥有最先进武器装备的法兰克斯人或葡萄牙人,他们曾经无端炮击过广东,显然,接着的一则消息是费尔劳·佩雷·安德雷德于1517年10月来中国一事。他鸣放礼炮致意之举,被中国人误解为炫耀自己的军事势力。随后,他在中国找男孩做仆人也被中国人误解为诱骗孩子,是为了把孩子的嫩肉加工成食品。在中国北部的一些地方,中国人同俄国人当时已有所接触,也有些传闻,其中就有靠吃人肉、喝人血而生存的俄国魔鬼,这些魔鬼的绿眼睛似灯笼、头大如斗。这些西方白种“野蛮人”是那样的可怕。他们给中国人的外表形象是凶暴、残忍、邪恶。所有这一切,都暗示出中国人面临着种种不祥的预兆。于是,外国人被中国人给予可恶的“魔鬼”这样的称号,或者是与“魔鬼”相类似的“fan kow”(洋狗)的贬义称号。遗憾的是,中国的上层人士同普通人一样.对外国人也持同样的看法。这就成为了他们籍以处理所谓“野蛮人”事件的一种基本思维定势。对西方人存有的这些荒诞的认识,是不足为奇的。中国人和外因人交往过程中使用的语言是洋泾滨英语那种不伧不类的语言,这样的语言在中国王朝全盛之时甚至作为贸易交往和日常事务都不适宜(这足以说明中国人缺乏对外国的了解)。连续好几代中国人都没有阅读过任何有关西方的书籍,也没有编译过这方面的新书。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那些身体丑陋和在社交方面令人厌恶的外国人,由于他们的贪婪(或者用现代术语来说,是商人们所渴望得到的利益)所驱使和他们的顽强所支撑漂洋过海远道来到中国。由于他们的贪焚和执拗,中国人把他们比作一群“犬羊”。他们从来不愿意放弃他们所要索取的任何东西。 二、 “正义的人”原则 在1839年至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在被只有一万英国士兵击败的严酷事实面前,中国人不得不重新审视他们心中的外国人尤其是西方人的形象,反省他们原有的西洋观。经过这次战争,中国人原来产生的外国人的枪不可能从一个角度向上射击、外国人的船只不可能在沿海附近的狭窄海域航行,以及外国士兵既不可能弯下他们的背又不可能弯腰屈膝的观念,被彻底地摧毁了。担任1840年中英广州议和的中方代表、直隶总督、钦差大臣琦善在1841年评论说:西方“野蛮人”的枪炮的威力令人震惊;他们的船只能够在狭窄的水域内敏捷地行驶,他们的士兵比中国人更善于在陆地上作战。中英《南京条约》签订的中方首席代表耆英完全信服地承认:鸦片战争中英国人的先进武器装备是他们战无不胜的决定性因素。进而,在中英谈判过程中,西方“野蛮人”的狡诈、睿智和不可预料的气势,使中国人感到更为棘手。 既然信服了西方“野蛮人”的军事优势,那么中国显然只能与他们和平相处。西方人的贪婪是他们固有的一个弱点,因此对他们进行安抚的方法就是用一些徒有其表的物质诱饵去诱惑他们的口味,例如割让香港、经常地设盛宴款待他们以及同他们交换礼物等。这其中的基本原则是,“权衡(我们的)得失,不计(他们的)是非”。这一原则被当时统治泱泱大国的中国皇帝奉为“公正和诚恳”的明智之举。两江总督何桂清提出的对付外国人的口号是:“采取克制的态度,不激怒他们以使这些‘野蛮人’驯服”。外交的奥秘在于得体、适度。 试图用同情和友谊去感化西方“野蛮人”放松对他们的限制以便相机制胜于他们。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开明”的政策。但是这一政策存在着一个内在的缺陷。这就是说,当执拗的、贪婪的和反复无常的西方“野蛮人”把中国推向绝境时,这种政策就靠不住了,变得毫无效力了。这同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或者说是英法远征军侵华战争)爆发前夕的情形毫无差别。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对西方炮舰外交的依赖和中国人反洋教斗争的频频发生(这些斗争导致西方人使用炮舰保护他们的传教士向中国内地传教),以及国际联盟中欧洲军事强国之间势力的不断变化使得中国的“开明”外交理论一文不值。 与此同时,中国朝廷和它的高级官员们也在不断改变他们心目中的外国人尤其是西方人的形象。象林则徐那样具有远见卓识的官员,于1839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在广东处理鸦片问题时就对沿海邻近各国进行了研究,批评了他的同僚对西方人的漠视,甚至激烈地批评那些把西方人视作“野蛮人”的看法是荒唐和无知。他的助手魏源,是1844年出版名作《四洲志》即《海国图志》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