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如何利用选本改编间的结构中国古代小说重写结构型本事的四种基本模式.docxVIP

论如何利用选本改编间的结构中国古代小说重写结构型本事的四种基本模式 中国古典小说研究。 在一具体派生文本中, 本事或只具单一属性, 或兼具双重属性。在后一种情况下, 被选取的本事既可以丰富文本内容, 又是叙述因果链上的一个功能体情节。总之, 当某本事被选定时, 其在派生文本中的作用、功能已经设定, 并以相应方式得到重述。具体包括本事的叙述结构可用作新文本的叙述模式;情节则可以用作演绎新文本的出发点, 或被置于叙述因果链上, 以推动叙述的发展, 这都是重写者据以讲述一个新故事的结构依据。另外, 重写者还可以通过删削、节取、压缩、摘要等方法抽绎本事的叙述功能体情节, 形成相对原文的缩本、 一、 佛道互融—结构套用 结构套用指借用现存文本的叙述结构进行新的创作, 是古小说创作的重要方式。 叙述结构是一系列具有特定因果关系的核心情节单元 (即叙事功能体) 的组合。叙述过程中邻近相续的功能体就像种子, 提出了在叙述中必须回答的问题, 由此构成文本的叙述逻辑, 推动着叙述的发展。在形态上, 叙述结构是文本的基本情节框架, 构成叙事的特定条件与环境。文本的可读性则取决于形形色色的非功能体情节, 它们补充、扩展、铺陈着情节链, 造就生动可感的文学文本。重写可以改造原结构, 但主要目标在于对非功能体情节的设计与人物形象的塑造, 使同一系列文本在人物形象、历史文化背景、时空环境等方面相对区别, 各具姿态。套用结构并不妨碍新的文学意义的生发, 重写行为无论出于重写者自觉, 或受制于相似的社会文化背景乃至接受期待的要求, 都以对本事的主旨、价值观、艺术成就等因素的接受态度为前提, 并使派生文本取得独立的文学地位。 唐代是古小说重写现象的成熟期, 且因唐代小说的突出成就, 使这种方法以及唐代小说成为宋代以来的小说创作在手法与题材方面的鉴借对象。在唐代, 《大唐西域记》对小说家具有较大的影响, 其中的大量宗教传说被改编为中土传奇。据卷7“烈士池故事”转述为传奇小说的, 约有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4《顾玄绩》、牛僧孺《玄怪录·杜子春》 (《太平广记》卷16) 、薛渔思《河东记·萧洞玄》 (《太平广记》卷44) 和裴 在佛籍故事的本土化演变中, 宗教背景的演变是一重要因素, 影响到时空环境、人物身份的变化。《大唐西域记》虽出于玄奘、辩机之手, “烈士池故事”却具有道教色彩。设坛作法、追求长生均非佛教所有, 文中的“收视反听, 迟明登仙”、“凌虚履空, 王诸仙侣”、“无衰无老, 不病不死”等也都是神仙家口吻, 这是佛道互融的表现。但从文本演进角度看, 既然本乏佛相, 遂为后来文本流畅地变成清一色的道家神仙故事开了方便之门。这既是“烈士池故事”本身因素自然生长的结果, 也符合唐世宗教信仰特点。段本分为2节, 其首先转述了一个传说:中岳道士顾元绩怀金游历多年, 得一人相守烧炼八转金丹。其人经历种种诱惑, 一夕将尽, 因爱子蒙难而发声, 使鼎破丹飞。然后引“烈士池故事”对比说:“盖传此之误, 遂为中岳道士。”段本动机在于比较证伪, 但是, 比较的前提无疑是二者的雷同, 段成式的做法证明了顾元绩的传说实为“烈士池故事”的一个口传结构性重写文本。其他3本则纯为套用“烈士池故事”结构创作的派生文本。牛本中的隐士为一“黄冠缝帔士”, 而杜子春以不事家产、终致落拓为烈士之谓, 得隐士累千万金钱而请效命;事为炼药, 戒为“慎勿语”, 然杜虽于“喜、怒、哀、惧、欲皆忘矣”, 仍因爱子之心不灭而致鼎破丹飞。薛本叙王屋山灵都观道士萧洞玄周游天下, 于扬州近江上遇到一断臂而面不改色者, 求为同伴, 相助炼丹。其人名“终无为”, 已见暗示, 以断臂自若而实烈士之称, 要求“但至五更无言, 则携手上升矣。”该文极力敷演梦中所遇, 全为“烈士池”的翻版。裴本则首先大段铺陈韦自东铲除夜叉的壮举, 引来一道士求其仗剑护卫其龙虎丹炉事;然后述韦自东在抗拒了暴力、女色之后, 却为一乔妆为道士之师的老道所惑, 释剑礼之, 致鼎破丹坏的过程。各文安排情节的次序不同 (段、薛本全依《大唐西域记》, 牛、裴则从烈士入手) , 但与“烈士池故事”的关联是明显的。在文学成就方面, 段文谨守原型, 着重记事;薛、牛二文大肆铺张, 主在敷演原文本, 夸饰明显;而裴文创新与旁逸较著, 易物质诱惑为尚义情怀, 易爱子为尊师, 但以人情为道俗之别的意味仍极浓厚。这种变化当与其后出有关, 儒家伦理的出现, 是本土化程度趋于深入的结果。这似乎表明, 适度掌握与本事的距离, 是重写取得成就的一个重要条件。 《醒世恒言》卷37《杜子春三入长安》即据《玄怪录》敷演而成;《拍案惊奇》卷18《丹客半黍九还 富翁千金一笑》入话中的杜子春故事也由《玄怪录》括成。这不但说明后代小说家熟知小说旧闻, 犹可推知其对传统小说技法的深入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