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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对杜拉斯作品特点的归纳是：刺激但深刻，丰富且有内涵。 * 这里的丰富而有不断变化的内涵，是指有一种令大多数读者吃惊的现象——我们暂且称其为杜拉斯现象——，很值得我们深思，就算是对于初级读者而言， 该现象也显而易见： 杜拉斯的写作语言是法语（具有最显著的法兰西文化的象征）；在杜拉斯很多作品中， 作者不惜笔墨地叙述她得童年、少年时的经历（我们知道杜拉斯出生在越南西贡）。作者在叙述其经历本身所处的环境、所接触到的人物时所运用的词汇又勾画出一幅异国他乡的生活场景（具有非法于文化的气质和特征）。此时此刻， 具有法兰西文化特征的法语语言就不可避免地和具有异国文化特征的异国生活经历、异国人文景观发生冲突。我们大家想想，作为形式的语言难免要和叙述的内容发生冲突， 其结果不外乎有两种： 或者扩展法语语言蕴含的文化内涵，或者限制作家杜拉斯小说的叙述内容。杜拉斯选择的当然是前者，让语言形式去适应其叙述内容。这种杜拉斯现象一直让我很纠结，或者说让人印象深刻。因为她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文化悬空”状态，通过强烈的“文化冲突”所表现出来的文学张力，带我们踏上一条“文化寻根”之路。 * 文化悬空： 杜拉斯出生在越南西贡附近的嘉定白人居住区（+ 图 “西贡”），父母是法国人。直到1932年离开越南，她的童年和生活环境都与印度支那有关，而后者也构成了她最天然的——比如湄公河，南亚丛林，芒果树——并沉淀在潜意识中的文化之根，这些经历的深刻背景决定了其东亚文化的特性。比如她在一次与法国记者的访谈中曾经这样回忆说：“我出生在远东……” 这里我们注意下杜拉斯的措辞，在杜拉斯的头脑中， 越南所在的印度支那成了她得母国文化，是她得人生起点和源泉。“你们的国家”作为母国文化的最大敌人横在杜拉斯面前，但是在后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杜拉斯所谓的“你们的国家”——法国——也是她一心向往、最希望认同的土地。杜拉斯痴迷和认同印度支那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我认为，在于她和她的家人经常受到生活在越南的殖民地白人统治者的排斥和鄙视（越南最终于1884年沦为法国殖民地）。 在诸如《抵挡太平洋的堤坝》的小说作品中， 女作家不止一次表示，她在白人中间属于异类，在她的观念中， 她不是白人，直到1987年杜拉斯发表《物质生活》，她也没有停止对越南的怀念和认同：““我的故乡是水乡 * 对东方文化的偏爱和执着令杜拉斯在几乎所有允许的场合下，毫不犹豫地表达如此的观点，而且与法国文化接触 的时间越长，与它的融合度越高，她对东方文化的怀念就越强烈。比如到了1990年，在《中国北方的情人》中， 依然表达了对法国的厌恶：“不管在什么地方…… * “不管在什么地方……” 但是，她母亲常说的“你们是法国人”这句话却时不时地冲击她头脑，她在面对越南人时所享受到的优厚待遇，使她不自觉地拉开了与他们的距离，使 她在潜意识中不自觉地接受法国文化：《情人》中的一个小细节 * 小细节：“与往常一样…… 再如，她在《话多的女人》中曾经这样说：（与Xavier Gauthier的对话）“你知道…… 法国人与越南人这种观念上的对立在杜拉斯身上引发了文化特征的模糊，使其成了没有文化根源的悬空者，这也成为她后来创作中所表现出的文化冲突的根源所在。 纵观杜拉斯的整个创作过程，我们发现，她经常在认同不同文化模式的矛盾中摇摆，遗弃与被遗弃，迷茫、恍惚，直至疯狂，越是深入法兰西文化，越要经历与东方文化的离别之苦。这种欲爱不能，欲罢不能的痛苦形成了杜拉斯独特的写作风格。当然，通过这些， 杜拉斯让我们体会到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冲突，同时，也给读者带着东西方双重视野考察其文本的契机。 * 另外我还想再加上一点，如果说我非常建议大家读杜拉斯，还有一个原因是：“她的文学创作是通向先锋文化的窗口”。 杜拉斯的写作不仅涵盖了半个世纪的政治生活，也跨越了欧洲文学发展中最丰富的艺术时期之一。二战结束后，法国社会在让一保罗·萨特、西蒙·波伏娃、阿尔贝·加缪的存在主义思潮主导之下：他们关注在没有意义的世界里个人如何尝试“真实的”存在，他们通过作品表达心声，比较侧重从哲学或心理学的角度（常常借书中人物之口）来讨论问题。（存在主义是：……）。杜拉斯早期的小说颇受此影响，《抵挡太平洋的堤坝》（1950）是最好的一例。 然而，不久之后处现一股抵抗这种写作方式的潮流，最著名的是一群聚集在“新小说”称号下的作家。（新小说是指……）。这些作家的实验性创作手法同样出现在杜拉斯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的作品中，如，《街心花园》（1955）（亦译《广场》）、《琴声如诉》（1958）、《劳儿·V.斯坦茵的迷狂》（1964）（亦译《劳儿之劫》）。 * （存在主义简单地说，它是：……）。杜拉斯早期的小说颇受此影响，《抵挡太平洋的堤坝》（1950）是最好的一例。 然而，在存在主义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