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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中西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及思考 正文 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中西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及思考 文1：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中西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及思考 考察中西文化交流的思路和方法 对中西文化的交流进行研究包括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历史文献研究，二是考古学研究。历史文献中有关中西文化交流的记载有限，加之史前时期还没有文字，因此，通过遗迹和遗物探讨中西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以往，考古学研究主要是通过对发掘出土的人工遗迹、遗物进行形状研究，认识其特征，再对这类各具特征的遗迹、遗物的来龙去脉进行探讨，提出规律性的认识及追究其来由。这是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现在则是在这个基础上，针对其他的众多遗物进行研究，提出更为科学而全面的认识。 例如，在植物考古方面，通过对植物遗存的定性定量分析，认识当时人们获取的农作物种类及数量。在动物考古方面，主要是通过对动物骨骼进行形态学、年龄结构、数量比例、随葬现象和新物种的出现等研究，判断是否为家养动物。另外还包括DNA分析、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锶同位素分析等，通过这一系列方法，获取更多的信息，丰富我们的认识。在冶金考古方面，除了对金属器物的形状进行研究以外，我们还应用扫描电子显微镜等进行金相组织、成分、合金比例等测试分析，考察古人的制作工艺。 我们发现，在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1500年这一时间段的考古遗址中，有5种碳化的农作物――粟、黍、水稻、大豆和小麦，4种家养动物――猪、狗、黄牛和绵羊。在一些考古遗址中，我们还发现了公元前3000年的小件铜器及公元前1700年至公元前1500年的青铜礼器。这些都是我们开展深入研究的基础资料。 中西文化交流的证据及意义 依据动植物考古的研究结果，在黄河流域，从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400年，人们主要种植的农作物是粟、黍和水稻，而肉食资源的获取则主要来自于家养的猪。 但是到了公元前2200年至公元前1900多年，除了粟、黍、水稻之外，还发现了小麦;除了猪和狗之外，还发现了黄牛和绵羊。 另外，通过对黄牛和绵羊这两种动物的食性分析发现，其食性主要是介于C3和C4（由于光合作用不同，植物主要可以分为C3和C4两大类，其中，小米属于C4，水稻、小麦属于C3）之间。特别是公元前1850年至公元前1500年，绵羊的这种食性状况一直在延续，而黄牛的食性逐渐变为以C4为主。通过对人和猪的食性分析，发现他们都是C4。这就说明喂养黄牛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可能更多地是采用人工栽培作物的秸秆喂养。从绵羊年龄结构的统计结果看，当时还存在剪羊毛的现象。 如果以公元前2400年为界，可以发现其前后的生业状况是不一样的，即公元前2400年之后，新的生产力要素――黄牛、绵羊和小麦出现了。当时农作物的主体是小米和水稻，主要的家养动物是猪和狗，但是又增加了新的家畜和农作物品种。研究表明，小米是通过栽培狗尾巴草而成的，水稻是由野生稻培育而来的，通过驯养野猪和狼，分别出现家猪和狗。这些家养和栽培动植物的祖先及演变过程比较清晰。但是，新出现的黄牛、绵羊和小麦在中国没有野生的祖先，它们从何而来，是我们需要探讨的问题。 首先是小麦。在甲骨文中，麦写成“来”字。而植物考古学研究证实，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河西走廊出现了小麦，以后在黄河流域都有发现。不过，小麦自公元前2000年出现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出现数量增长的趋势，没有成为中国古代农作物的主体。 其次是绵羊。根据形态学研究、数量统计、新种属的出现、考古学现象、食性分析和DNA分析的结果，可以认定，距今5000年以前，在黄河上游地区出现了家养绵羊，在距今4000年前的黄河中游地区的多个遗址中，都发现了家养绵羊。绵羊似乎存在一个自西向东传播的过程。绵羊出现之后，成为古人的肉食资源及祭祀用品，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再次，同绵羊相比，黄牛的状况也一样。根据形态特征、测量数据、数量统计及食性分析和DNA分析，证明中国古代黄河中游地区的黄牛至少是在距今4500年左右由黄河上游地区传入的，黄河上游地区的黄牛至少是在距今5000年以前传入的。黄牛传入之后，主要用于肉食、祭祀、随葬、制作骨器等。另外，通过画像石、古代文献以及动物考古学中对牛趾骨病变（如果牛负役过重，超过它的生理?荷，很容易产生骨质增生）的研究，我们发现了牛耕的证据。用牛犁地对中国的古代农业来说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 最后，通过对河西走廊与中原地区冶金考古研究发现，距今4500年左右，河西走廊出现了用单范制作的小件红铜和砷铜铜器;距今4000年左右，冶铜技术传入中原;距今3600年左右，中原地区出现了多块合范、三元合金的铜制礼器。制作青铜器需要相当复杂的工艺，可以说这是中原地区古人创造出的高科技。青铜礼器和乐器是夏商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