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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书籍装帧设计与中国书籍装帧艺术的现代转型 　　摘要：在民国时期，由近代走向现代的时代大转型的背景下，书籍装帧设计从有到无，逐渐走向成熟。鲁迅的书籍装帧设计在同一时期中，以其明确的整体设计思维、现代感与东方神韵结合的设计理念、在“拿来主义”中追求“民族性”的设计风格，独树一帜，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推动了中国现代书籍装帧艺术的发展。 　　关键词：书籍设计;装帧;鲁迅;现代转型 　　0中国书籍装帧艺术现代转型的背景 　　在之前，中国的书籍制作中并无“装帧”一词，晚清的书籍主要沿用古籍形式，样式仍为传统的线装书，内容上也以文言文为主。所谓的书籍装帧，更像是“装裱”“装潢”“装订”，主要针对书籍制作工艺。对这一概念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清代孙庆增在《藏书纪要》中的论述：“装订书籍，不在华美饰观，而要护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致端正，方为第一。古时有宋本，蝴蝶本、册本，各种订式。书面用古色纸，细绢包角。标书而用小粉糊，入椒矾细末于内……折书页要折得直，压得久，捉得齐，乃为高手。订书眼要细，打得正，而小草订眼亦然……如此订书，乃为善也。”[1]说明此时的书籍艺术，还只从属于装订艺术，在书籍设计中很重要的封面设计还没有出现。 　　伴随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及西方先进印刷技术的传入，书籍装帧艺术逐渐萌芽并成熟。在1909年到1919年的十年间，以白话文为主的阅读需求量剧增，线装书籍逐渐被现代书籍替代，每年出版的新杂志、新书籍从百余种发展到上万种。新的语言、阅读方式、阅读群体、阅读目标，促使新的书籍设计方式出现。另一方面，中国自古就有文士参与制作书籍的传统，在出版业“暴起”之时，这样的传统也得到了继承。蔡元培、胡适、郭沫若、刘半农、叶圣陶、周作人、郑振铎等文化名人都主动参与了推动书籍装帧艺术发展的历史进程。1928年，在上海出版的《新女性》杂志中，丰子恺首次引用日本词汇“装帧”指代图书的封面设计。“装帧”一词逐渐成为书籍美术设计的专指名词。 　　鲁迅从1909年设计《域外小说集》开始，便和书籍装帧结下了浓厚的缘分。他是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对自己作品进行装帧设计的第一人，一生更是亲力亲为，参与设计的书刊封面达60多个。鲁迅曾对陶元庆说：“过去所出的书，书面上或者找名人题字，或者采用铅字排印，这些都是老套，我想把它改一改，所以自己来设计”。[2]既觉老套，势必革新。于是，他对中国旧的书籍设计面貌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1书籍装帧思维的转型：明确的整体设计意识 　　王四朋认为，“装帧这个概念既不同于古籍的裝潢，也不同于商品的‘包装’。装潢与包装是附加于商品之外的东西，而装帧是精神产品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3]这说明了书籍设计现代转型的最关键部分便是装帧思维方式的转变：将装帧设计作为书籍这一“精神产品”最终呈现品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达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 　　作为中国现代装帧艺术设计第一人，鲁迅对此有清晰的认识。他在书籍的排版、印刷、纸张、开本、装订、插图、装饰、甚至价格制定上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将整体的观赏性与书籍内容深度结合。鲁迅将书籍内容连同装帧看作是一个完整的作品的呈现，这表现了他的格局远比同时代作者广阔。 　　鲁迅习惯于细心推敲、反复琢磨。即使是字体的大小、文字的样式、标点的位置、文字内容的校对，他都会从整体出发进行编排，以达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以开本而言，他编辑的刊物不仅有通行的32开本（如《莽原》半月刊）和16开本（如《朝花周刊》），也有25开本（如《奔流》《萌芽月刊》）和23开本（如《译文》）。“现在的杂志都是16开本，我们来个23开本吧。”[4]23开本不仅让人耳目一新，更给人厚实的分量感。同样为23开本的还有鲁迅自费印的《毁灭》《铁流》，采用重磅道林纸印，毛边，横排，以厚布纹纸为封面，显得大方、庄严、肃重。《朝花小集》则是狭长的40开本，便于携带和随时阅读，适宜刊登篇幅不大的小品集。为纪念自己最好的朋友瞿秋白，鲁迅特地自费在日本印制其译文集《海上述林》以求达到最佳印刷效果，此书分皮脊麻布面精装和绒面精装两种，都使用了烫金字。鲁迅在书籍装帧设计上的郑重与讲究，体现了他身为设计师在细节上的追求。 　　鲁迅曾设计了两本儿童书籍《小约翰》与《小彼得》，在封面设计上，都选择富有装饰意味、深具童趣的元素作为视觉中心。特别是荷兰望·霭覃的童话《小约翰》，实际上在1926年，孙福熙已经为这本书绘制了一个封面，为一个裸体的幼儿从海边的山脚下朝着月亮奔去。显然鲁迅对这个设计不是很满意，等到再版时，他选用勃伦斯的《妖精与小鸟》作为封面图案，并用生动活泼的字体手写了“小约翰”三个字。整本书的装帧给人的感觉轻松愉悦，贴近儿童视野，更具天真烂漫、清新温婉的童话风味。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