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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境者的文学景观 林文月曾撰文说她的选择和成就有很多偶然，始终是靠“直觉”。选择读中文系，是因为同学都报考外文系，她为了免俗涂改了志愿，被台大中文系录取。后来也曾尝试转系，被系主任台静农劝返。读完四年本科，林文月再入台大中文系研究所，从事古典文學研究。1969年，三十六岁的林文月获得去京都大学访学的机会。此次访学，林文月是为了撰写有关唐代文化对日本平安文坛影响的论文。与此同时，她接到林海音《纯文学》杂志的邀约撰写域外散文。故而，在完成论文的空隙，以做论文的心态实地勘考，收集资料，完成了散文集《京都一年》的写作。回台湾后，林文月发表论文《〈源氏物语·桐壶〉与〈长恨歌〉》，附录了《源氏物语》部分章节的译文，这部分她自己翻译的译文很受读者欢迎。进而，她花费了五年时间，译成这本巨典，获得诸多肯定和荣誉。林文月在台大任教多年，出版学术著作《谢灵运及其诗》 《澄辉集》，是六朝文学研究颇具影响的学者。关于文学生涯，林文月曾在回忆文章中写到，她学生时代也尝试过写小说，被恩师台静农批评为文辞靡丽，不谙世情，不适合写小说。而写作《京都一年》，不经意间却开辟了适合她的散文路径。若仔细去观察林文月几个身份的越境和穿越，清晰可见的是，林文月的成就并非偶然。她研究谢灵运，写作《京都一年》，翻译《源氏物语》和《枕草子》，无一不与她的审美趣味合契。懂得局限，选择得当，故能在几个领域有所成就。 考察林文月的全部创作，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她切入日本文化的方式。《京都一年》参阅大量历史、文学要籍，对旅居暂时“在地”的日本文化进行充分地研究。在此基础上，汲取汉语古典散文的文史互文传统，以空间为经，时间为纬，在文化越境中开始她的文学生涯。作为翻译家，林文月选择翻译的多是与中国古典文化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日本文学典籍。对林文月而言，翻译不只是不同语言表层的词汇、语法等的转换，也是一种跨文化的对话。翻译活动同时激发和影响林文月的创作活动，我们能够在译者后记读到她对翻译对象同理同情的默契。具体到创作实践，林文月尝试以“拟古”的方式对翻译作品进行文本再造，使得翻译活动和文学创作活动圆融贯通。 一 《京都一年》主要写京都风物与交游，从内容来看与常见的旅居散文并无二致，值得关注的是林文月的文化越境问题。文化越境的前提是承认世界上不同地理空间文化差异的客观存在。基于这个前提，不同地理空间的旅行者有可能成为不同文化空间的越境旅行者。文化越境，“他者”眼光的获得和文化互看，其深入和深刻程度，首先取决于越境前文化越境者对“我”的文化的浸淫和理解。赴日之前，林文月自台大中文系本科而研究所，专研中国古典文学多年，研究重心为谢灵运诗，亦涉猎《诗经》、曹氏父子诗，陶渊明及白居易研究等，写作学术论文《诗经“国风”中所表现的我国古代妇女》 《曹丕曹植兄弟的文学观》 《陶渊明、孟浩然与王维》 《平冈武夫与《〈白居易〉》等。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的身份和背景使她对“我”的文化传统有清晰和理性的审思，不仅是研究，林文月自觉地选择成为传统文化的“保护者”和“发扬者”。在散文《读中文系的人》中，林文月回顾其求学经历与学术生涯，如此写道：“我想中文系的人最重要的任务是在传递我们的传统文化——从各个角度和立场，小心翼翼承担我们的古典文学的保护者，甚至于发扬者。”a林文月赴京都大学访学，研究唐文化对平安文学的影响，具体来说是研究白居易《长恨歌》对《源氏物语》的影响，这就是她后来发表的学术论文《〈源氏物语 桐壶〉与长恨歌》。意识到林文月作为传统文化的研究者、保护者和发扬者身份的自觉体认，自然不会对她的这个文化接受和影响的研究选题感到意外。 因此，写作《京都一年》，作为观察对象进入视域的京都，既是现实的京都，也是渊源中国文化传统的平安王朝的“平安京”。事实上，不只是林文月赴日访学的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即便城市快速发展的今天，京都的御所、庭院、祭祀活动，依然留有平安王朝文化风物的痕迹。平安时期是日本贵族文化的全盛时代，平安文学的主体是宫廷女性文学，有书写贵族生活的《源氏物语》和《枕草子》等经典存世。无论是日常生活方式，还是精神世界和审美意识，唐朝大陆文化强烈影响着平安时期贵族阶层的生活。《源氏物语》曾如此写道：“嵯峨帝所书《古万叶集》选集四卷，延喜帝所书《古今和歌集》，纸为唐国浅缥色纸所继，封面裱以绮罗，为同色较浓纹样，同色玉轴，书绳为缎制，作唐式式样，优雅无限。”诸如此类关涉“唐风”雅物的描写在平安文学中很常见，“唐风”被贵族阶层视为“优雅无限”，奉为典雅之范。 其实，稍早的平城京（奈良时代）时期，大陆文化就已经渗透到贵族物质生活的诸多方面，如家永三郎《日本文化史》所言：“宫廷中的官员穿上大陆风格的礼服;天皇的日常用品使用从大陆船运而来的或者仿制的镜子、小刀、双六盘、屏风等工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