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莱尔诗歌的生态视域.docxVIP

约翰·克莱尔诗歌的生态视域 [摘 要]英国生态诗人约翰·克莱尔深深扎根于家乡北安普顿郡，以当地的生态环境为原型进行自然书写，通过谴责圈地运动对当地环境的破坏，创设一种“常绿”的语言来描绘当地的自然环境，表达其生态整体观。透过克莱尔诗歌的创作环境、语言技巧、处所意识、主题思想，可以探知其生态诗学内涵和生态观念。 [关键词]约翰·克莱尔;生态诗学;生态观念 英国诗人约翰·克莱尔（John Clare）在其第一本诗集的扉页上，将自己描述为一名“北安普顿郡的农民”，这被看作是其对自我地方身份认同的大胆宣示。克莱尔描述的英国中东部乡村，愈发成为一个生态冲突地带，坚持旧式、可持续性农业耕作的孤苦农民和议会主张圈地者之间的不平等斗争导致这一局面。对于依旧受限于所谓“进步”话语的当代读者来说，19世纪早期赞成议会圈地制的主张听上去十分耳熟：据称，对于公共用地和废弃用地进行圈地，可以使现存拼接式土地所有制合理化，通过提供一种鼓励机制，让个体农民来开发新近合并的耕地，从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沼泽和湿地被抽干，溪流被迫改道，森林和灌木丛被清除，通常意义上的自给农业让位于资本密集型农业。在圈地运动时期法律和政治的神秘进程中，以放牧和拾麦穗为生的传统穷苦农民处于被忽视的地位，同样被忽视的还有农业生产方式的激变给环境带来的影响。国会的圈地政策在法律上得到各个阶层土地持有者的赞成，得以继续推行;仅有少数人对穷人的命运提出质疑，但几乎没有人来关心地球的命运①。 1820年，克莱尔发表了他的第一部诗集《乡村生活和自然景色的诗》（Poems Descriptive of Rural Life and Scenery），自此踏入那個离题的“雷区”。该诗集明确谴责了当地环境的“改善”，引发诗人对于逐渐消失的公共用地、沼泽和荒地，以及每天、每季、每年中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生活方式的完全消失所引起的挽歌式忧伤①。透过当地居民的视角，克莱尔的诗歌典型地再现了当地的景观，这些景观通常是一位农民、牧羊人或伐木工，甚至是想象中的一种当地动物、植物或一条河道。克莱尔的环境主张在其后期的诗选《乡村吟游诗人》（The Village Minstrel）、《牧羊人日历》（The Shepherd’s Calendar）和《乡村缪斯》（The Rural Muse）以及众多的诗歌手稿、信件和日记中得以发展。总体来看，克莱尔的作品表达了其对地区植物和动物的了解，关于生物体之间相互关系的自觉意识，以及对自然环境被破坏的愤慨之情。克莱尔的诗歌被赋予西方自然写作传统中前所未有的强度和宽阔视野。实际上，克莱尔的独特成就在于：他将对自然现象的深层感知和强有力的环境主张结合在一起，令世人将克莱尔视为英国文学传统中的第一位“深层”生态作家。 克莱尔诗歌中的社会和政治语境已通过各种批评视角得以细致审视。约翰·巴雷尔（John Barrell）以精确的历史细节来探讨《圈地法案》对于克莱尔笔下乡村的影响，并研究克莱尔早期诗歌中对此痛苦过程的反思。乔安妮·克莱尔（Johanne Clare）充满同情并广泛地研究了克莱尔对当时社会议题的反映，阐明了诗人政治信念的衍变进程与自然景观描写之间的关联。针对克莱尔最近出版的诗歌和散文，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大概是最为明确地呼吁将克莱尔视为英国工人阶级的代言人②。然而，克莱尔其他方面的声望却依旧掩盖了其作为诗人真正激进和创新性的生态意识，尤其是他被视作未受过教育的“农民诗人”或许值得人们同情，但实际上却更需知识分子严肃对待。正是克莱尔的这种反传统视角，使其诗歌在他有生之年并未大量发表和被世人认可，也导致对其非正统思想缺乏足够的文学评判。在对克莱尔声望最有说服力的评论中，乔弗里·萨摩菲尔德（Geoffrey Summerfield）曾这样评价：“学术圈想要……把克莱尔划归外围的水沟和篱笆。而诗人们一直以来则更清楚其中的事实：无论是作为读者还是诗人，爱德华·托马斯、罗伯特·格雷夫斯、埃德蒙德·布伦登、詹姆斯·里弗斯、迪伦·托马斯、约翰·休伊特、西奥多·罗特克、查尔斯·考西雷、约翰·福尔斯、泰德·修斯以及谢默斯·希尼在他们的一生中，都受到克莱尔带来的启发。”③作为“诗人的诗人”，克莱尔的名望不断上升，其诗歌也不断出版，普通大众和学术界现在才开始更广泛地认识克莱尔。但是为了评价克莱尔诗歌成就的范围和原创性，需要更加广泛地认识和理解其思想的生态维度。对于环境主张而言，克莱尔的诗歌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启发性的模式，同时作为英国文学中生态意识的开创者之一，此模式还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一、处所意识 克莱尔的写作是基于其一生对自己所处的乡村——赫尔普斯顿④的土地和人民的挚爱。克莱尔早期的一首诗歌《赫尔普斯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