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价的升沉与动荡琐谈.docxVIP

文学评价的升沉与动荡琐谈 前两年有一次，一位一向十分“较真”的文友颇为不平地对我说：“听说XX出版社最近又出了XXX的一本散文集，一次就印了二十万册;可如今很有功力很有水平的作家、散文集只印两三千册还不好卖，难道这之间的水平就能差一百倍？太不公平了，太不可思议了！” 他老兄想从我这里找到答案，我说我可不是什么指点迷津的“明公二大爷”，但我临时想到一种现象，就所答非所问地说：“你还记得当年杨朔的散文吗？那年头虽说有散文三大家，但最‘火’的还是杨式散文，大多数的散文爱好者和写作者都情不自禁地师承杨朔，崇尚杨式散文，那时候好像还没有‘追星族’這个词儿，实际上杨朔散文后面有一个很大的追星族;就好比学花脸、黑头的‘十净九裘’那种势头，十个里头就有九个学裘盛戎的。我敢说，假如那时有《当代文学史》的话，散文部分恐怕最压卷的就是杨朔，准得有单章论述。总之，读者那虔诚的迷恋劲儿绝不在今天某些现象之下。可是才过了十多年，杨朔的散文就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非难，从艺术上的质疑到政治思想上的指责，不说是从根本上否定也差不多了，反正今天的《当代文学史》杨朔的散文再也不会有那份殊荣了。究其实，杨朔散文也并非一无可取。但仅这一例，你老兄再联系观察今天文学上的这现象那现象，不知有没有值得参考的价值呢？” 文友似有所悟，但又接着问我：“那么从大的规律上讲，这种现象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我觉得，文学上的许多现象许多问题，在认识上往往是阶段性的。在某一阶段出现了一种现象，哪管是很风行的现象，一定有它出现乃至风行的道理。除了自身具有的合理的因素外，更有当时社会的某种需要和人们的心理使然，就心理而言，也有正常和非正常的因素。譬如前些时候报载，从某国来了一个男歌星，闻讯赶去追逐的就有好几千人，一些年轻的女追星族狂喜得嗷嗷叫，把环线的一段堵了个水泄不通。一个女追星者的男朋友赶来，见他的女朋友近乎疯狂，在某种心理促使下扇了女朋友一个耳光，却不料引起其他女追星者的激烈惩罚，还惊动了派出所。这说明在狂热之下人们的认识往往带有非理性的成分。以那个由空而降的男歌星来说，就算他的歌唱得有多少可取，也不至于比国内的著名男歌星棒上十倍百倍吧？但煽情这行道是不能以平均数计算的。这种非理性因素虽然可以理解，甚至还包含着一定道理在内，却不能由此就认为它多么正确，更不能表明它以后永远正确。但我们不能要求每个读者和追星者都是冷静的哲学家，何况就是哲学家也不见得没有一点偏颇呢。” 我说到这里时，文友取笑我说：“我看你这番分析就够冷静的！”“可能是因为我已不年轻之故吧。”至此才结束了那次看似平常却使我难忘的对话。 那以后，我又参加了几次文学方面的研讨会之类，又不断接触了诸如上述的课题，不能不使我进一步地深长思之。 其实，我们早就知道，事物的发展往往表现为螺旋型的进程，认识的轨迹也大致如此。有关文学领域的人和作品，鲜有历千百年而无争议、无起落的一锤永远定音的情况。但其中有的虽微有变化却无大的改变，这在文学史上便属于大山坚石般的定位了。随便举来，有屈原、李白、杜甫、苏轼、鲁迅等及其代表作品，就是这样一些按说是稳如泰山般的作家，有的在其身前尤其是身后也会出现争议和贬损之声，不过恐怕再历千数百年，只要地球和文化典籍还在，从根本上否定或“扫除”是不可能的。有的作家及其作品，尽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认为十分了得，但在时间的验证中，还是受到了较大的挑战。这里的情况也较为复杂，有的部分确实存在着“不稳”的“构件”，有的是在社会变迁中人们观照的角度有异所致，使这类作家及其某些作品产生了地震般的颠簸。这些情况的出现，有的读者和客观人士早有预料，有的或许大大出乎意外。这类情况举其大者，譬如郭沫若。先生生前是无争议的文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的顶级人物，还是人所仰望的宗师。但在之后的一些年，人们对他的一些学术著作（如《李白与杜甫》）予以质疑和批评，对他的人格价值也有争议。其实也曾有不少有识者就对郭诗“百花齐放”并不看好，在艺术等诸多方面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不过那时的批评多表现在口头议论中，见诸报端者绝少。其理由很简单，势也。然而尽管当时以及现在对郭沫若及其作品有这样或那样的看法，其中不少的成分也不无道理，但就主流和主要方面而言，郭的成就和基本地位仍然能够确立无疑的。但之所以对他的评价有如此的颠簸动荡，在他已显现出的一切中确有可指摘之处。应该说对他的臧否还未出正常的评骘范围。 至于与他同时代的某些早有定评的重量级作家在时代的发展中又有大的争议乃至否定性的评价，那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很难说批评者：任人都有一言九鼎之重，更不必说是“最后结论”了。 要说有文学以来的历史，那种认识上和评价上“阶段性”的事例更可谓举不胜举。就拿五六世纪之间的南朝文学理论批评家钟嵘所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