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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行政问责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近年来，各级政府秉承“权责统一，用权监督，侵权赔偿”的执政理念，积极推行行政问责制，在强化政府责任、改善政府管理、提高行政效能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但是行政问责制在推行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需引起重视，加以解决。 　　一、当前行政问责存在的问题 　　 　　行政问责作为一种改进机关作风、提高工作效率的手段，只要不流于形式并有足够的制度作为保证，无疑可以增强行政领导的工作责任心，增强公务员的公仆意识。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1、职责权限规定不清。行政问责的前提是职责明确，即不同级别、不同部门、不同职位之间有严格的责任划分，并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加以明确规定。由于目前各级党政关系错综复杂，公务员岗位设置及其职责规定不够明确，尤其是党政之间、不同层级之间、正副职之间职能交叉重叠、职责权限模糊，致使行政问责在操作层面存在不少难点。目前，职责不清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一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在现实生活中，重大问题的决策通常由常委会研究、党委书记“拍板”，出了问题则追究行政首长的责任。二是正副职之间的责任划分不够明确。名义上是“一把手”负责，实际上往往只追究分管副职的责任，问责制在一些地方成了副职问责制。三是集体领导与个人责任界定不清。我国机关采取集体决策的原则，集体决策所造成的失职行为在责任承担方面并没有详细的规定，这样，“集体领导”、“集体决策”往往成为责任人事后推卸责任的借口。四是不同层级之间的责任界限比较模糊。一个地方出现了问题，究竟是追究同级领导的责任，还是追究上级领导的责任。如果要追究上级领导的责任，究竟应当追到哪一级领导才算合理没有明确的规定。 　　2、行政问责主体单一。一直以来，我国行政问责的主体总是局限于同体问责，如人民政府、行政机关内部的行政首长（省长、市长）或上级行政主管机关。而对于一种更有效、更符合民主政治要求的异体问责主体的规定则十分缺乏，目前，大多数地方政府对于人大代表对政府的问责制、政协代表对政府的问责制（民主党派对执政党的问责制、民主党派对政府的问责制）、新闻媒体对执政党和政府的问责制等各种机构、团体及个人的异体问责制度基本上没有涉及。这种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的制度设计，会导致社会公众对政府行政问责的公信力产生质疑。 　　3、行政问责范围不广。从当前地方政府的各类问责案例来看，问责范围多集中于公共安全事故和服务效能领域，侧重于对发生重大事故的事后责任追究和违反工作纪律的效能问责。而对不依法行政、民主执政、科学执政，对党的机关、人大、政协及团委、妇联等人民团体，对具有公共服务职能的事业单位人员，对无为行为，对用人失察、失误，对上级党委政府重大决策部署阳奉阴违、执行不力，对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决策失误，以及施政失败造成重大损失等事由则较少被纳入问责范围，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问责制真正发挥其应有的、全方位的监督、惩罚、教育的作用。 　　4、行政问责法制不健全。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相关法制还不完善。虽然行政问责制适用的法规、条例有党的条例、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法规，但这些规定大多责任标准过于笼统，存在着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在认定和追究责任的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处罚与责任不相适应的情况；问责主体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行政问责的决定权掌握在行政领导手里，容易受个人好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责任追究弹性较大，存在畸轻畸重、责罚不相适应的问题。 　　5、行政问责文化滞后。一方面，存在少数政府官员的责任意识淡薄。另一方面，公民的问责意识也比较淡薄。传统的“官本位”意识惯性使得官员和公民均缺乏问责意识。另外，政府绩效评估机制还不完善，包括评估考察上存在着困难，尚未建立起一套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二、推进行政问责工作的对策建议 　　 　　行政问责制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还未真正成熟，因此，必须在实施进程中进一步完善。通过完善问责体系和问责制度，进一步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建设责任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使十七大提出的“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的要求落到实处，以促进政府行为更加规范，责任更加明晰，公信力更加提高。 　　1、合理界定职责权限。权责明确是完善行政问责制、提高政府执行力的前提，政府职能定位合理是考量政府责任的逻辑起点。一是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职责权限。明确各级政府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管理责权，明确政府和各部门行政首长及相关人员的责任，形成完整的政府责任链条。二是理顺政府部门职责分工。结合机构改革，对政府部门职能进行全面疏理，合理划分部门之间的职责权限，有针对性地调整职责分工，减少职能交叉、责任不清、事权分离等现象。建立健全职能争议协调机制，及时解决政府各部门在履行职责过程中产生的争议或矛盾。三是健全岗位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