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营销时评中国好声音——梦想售卖机.docVIP

[教材]营销时评：中国好声音——梦想售卖机 中国好声音:梦想售卖机 在一个过度娱乐的时代，以一种“反娱乐”的姿态高调出镜，是《中国好声音》取得巨大成功的秘诀。于操盘者浙江卫视而言，这是一门精致的生意。 据《二十一世纪商业评》报道，一首小情歌《我的歌声里》，被李代沫唱得红遍了大江南北。评审刘欢按键后转过椅子，看到李代沫有些粗犷的形象，惊讶得张大了嘴巴。这是出现在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节目中的一幕。 这种背对着选手、只听声音的娱乐选秀节目的模式，让观众眼前一亮，并迅速蹿红。8月17日播出的第六集节目，收视率“破4”，达到4.062%，稳坐同一时间段收视第一宝座。其15秒一条的广告价格也一路升至50万元。 “正宗好凉茶，正宗好声音??”成为2012年夏天最火、传播最广的广告词。“中国好舌头”华少在节目中不停卖凉茶的片段让观众耳熟能详，虽然有时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但观众都记住了，华少是来卖凉茶的。 而当初浙江卫视副总监杜建议将“好声音”引入中国时，大多数人并不看好，过程也一波三折，“不就是转椅子嘛”，央视也转了，山东卫视的“天籁之声”也转了，国内已经有那么多山寨的节目，浙江卫视巨资引进原版，风险太大。在质疑声中，浙江卫视总监夏陈安拍了板。 杜看好这个节目的原因，是2010年浙江卫视自己研发的《非同凡响》和《中国好声音》的原版节目《The Voice》模式上有不少相似之处。这档以“谁来领唱华语乐坛”为口号的音乐类节目没有海选，对选手设有门槛，而且有了双选的概念，老师与学员权力互换。杜说:“《The Voice》2010年9月底开播，《非同凡响》9月27日已经总决赛了，到10月份的时候我们突然看到这个节目，对盲选感觉很新鲜，其他很多地方的模式设置是一样的，当时觉得很兴奋，原来有国际同行和我们想到一起了，那年选秀鼻祖《美国偶像》第九季遭遇《The Voice》的美国版《美国之声》，收视率下滑非常厉害，大家都在反思，选秀是不是走进死胡同了。” “《The Voice》2010年在荷兰第一次录制的时候我就知道了人才推荐，他们最初录制的时候就请我去了现场。”IPCN公司CEO杨媛草说，“在荷兰看完录制的第一场节目之后，我就在想，在中国我们一直想做很多明星参与类的真人秀，但是我们明星端着的感觉其实很强的。而这个节目，我觉得它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逼着让明星没法端着。所以当时节目还没有卖到美国时，我就断言如果这个节目去到美国一定会火，而中国也需要这样的节目。” 2010年，正忙于制作《中国达人秀》的星空公司还未注意到这档节目，但当美国版《The Voice》火了之后，星空公司认为这是下一个增长点，开始接洽版权引进公司IPCN，想与其合作引进《The Voice》。与此同时，各国版《The Voice》都在横扫本国综艺节目市场，让杜坚定了将《The Voice》引进中国的信心。 对此，杨媛草左右为难，一边是已经预约的浙江卫视，一边是已经成功合作多次的老客户星空公司，最后杨媛草提出，不如你们合作吧。双方碰面谈成了今日“某种程度上共同投资、版权共用、共同制作、风险共担、利润共享”的形式。 在杜看来这不算是“制播分离”，因为单纯制播分离是播出平台跟制作方买片，中间制作过程播出平台完全不管，但是《中国好声音》从头到尾浙江卫视都在参与，无论节目策划、编排，还是节目宣传，以及政府、上级部门的报批，到节目制作过程当中找选手、制作、后期处理，整个一条线浙江卫视都有投入。在合作中，操盘还是浙江台整体操盘，用节目中心副主任陈伟的话说，“受表扬是我们，真要是出了什么乱子，打板子也是打到我们屁股上”。 杜评价自己的合作伙伴星空公司是“操作模式节目非常娴熟的团队”，在他看来不是所有的团队都能把引进的模式操作好，包括现阶段原创较多的浙江卫视。浙江卫视则从《我爱记歌词》和《非同凡响》中积累了不少的音乐类资源，在能力上双方有所互补。《中国好声音》的录像和制作一共涉及400多人，其中200多人来自星空公司，主要负责执行，而浙江卫视派出部分编导，并负责后期的制作、播出。 这是一种能够“打破天花板”的合作模式，在传统“制播分离”的模式下，制作方会量入为出，很难保证产品质量。当然“打破天花板”并非只是打破双方收入、收视率天花板，同时也是制作经费、人力和物力投入打破天花板。 这种合作方式也符合夏陈安的“大片战略”，一是要有一定的价值导向，二是舍得投入。在《中国好声音》的录制现场，一共有四辆节目制作车，一辆音频车、一辆装设备的车、两辆转播车，“两辆转播车加起来是27个机位，很多保姆车，包括后期剪辑的设备也在车上，整个机房都被开出来了。”杜说道。 《中国好声音》从2010年最初购买版权开始酝酿了将近两年，前期制作花费了半年。和此前的《中国达人秀》一样，在制作《中国好声音》的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