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日本问题研究及其独树一帜抗战文学.docVIP

大公报日本问题研究及其独树一帜抗战文学 　　 抗战时期的《大公报》不但在新闻领域创造了辉煌的历史，而且在抗战文学中独树一帜。它在抗战时期的文学活动与它对日本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密切相关，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学景观。 　　 《大公报》对日本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始于“九一八”事变前。早在１９２６年，“新记”《大公报》刚创立之时，日本军阀侵华野心就已经日益膨胀。《大公报》的三位总编吴鼎昌、张寄鸾和胡政之都曾留学日本，对日本问题深有研究。他们撰写的社评和论文对中日关系的分析之深刻在当时就曾引起公众的瞩目，并且也被日本朝野所注意。１９２８年５月，日本军队制造的济南惨案后，《大公报》就已经预感到日本对中国领土的侵略野心，并深感东北前途的危机，发表社评《东北对外关系之前途》，在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发表言论呼吁中国政府和民众注意对日本军阀保持警惕。尤其是１９３１年的特大水灾发生之后，全国上下集中精力于救灾之中，《大公报》于９月４日发表社评《空前水灾中之外交危机》，提醒国人“外交危机之急迫，殆与水灾不相上下。此吾人所愿于万众惨痛中大声疾呼，唤起国人之郑重注意者也”。当时报馆设在天津的日租界内。他们敏锐地观察到：“嗣后的中日关系，必然有长期间的纠纷。”①为了更为公正真实地对中日问题发言，报馆毅然迁出日租界。 　　 “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大公报》又在社评中强烈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并且谴责了国民党政府在日本问题上的惰殆：“往事如烟，不堪回首！国家今日受此奇辱，人民遭此奇劫，凡过去现在在政治上负责之人，虽自责亦无法谢国民，一笔误国殃民帐，实已不堪算，不能算！而今日外患频临，兆民水火，国家人格被污尽，民族名器被毁尽！”② 事变发生３天之后，《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召开前所未有的编辑部会议，商讨对策，并提出此后的编辑方针，确立了《大公报》的此后的言论立场：“国家已到紧要关头，报纸应负起郑重责任。”③后对日本问题的研究和关注更成为《大公报》的主要内容。报馆曾经派出特派员陈纪滢秘密入关，到已沦陷的东北报道日本铁蹄下的实况，陈纪滢为《大公报》写出特稿《东北勘察记》，引起轰动④。为了让国民从近代史上了解外侮的由来，报馆还派专门人员研究自甲午以来的中日关系。于是王芸生⑤广泛搜集有关的史料和文献，并多次往返于平、津，查阅了故宫博物院所藏档案，撰写中日关系史和日本侵华史。这部史书从１８７１年中日两国签订《中日修好条约》写起，到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为止，回溯了６０年的历史，逐日刊登于报上（自１９３１年９月起登到１９３４年５月，持续两年多从未间断）。而后由报馆汇印成七卷巨著，名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王芸生在书中指出：１９世纪之初，中日两国的情况本来很相似，因两国的统治者所走的道路不同，兴衰迥异，演变而成“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局面。对这段历史的发掘，作者以“往者不可谏，来者大可追”的历史观来警醒世人，要看清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历史根源，不能采取“历史糊涂主义”态度。《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刊出后，影响深远，抗日战争时期还成为解放区研究日本问题的惟一史料⑥。 　　 全面抗战爆发后，《大公报》发表社评“不投降论”，表达了坚定的抗战信念。《大公报》对日本问题的研究更为全面，也更有现实性。《大公报》不但社评和新闻栏目有专论发表，文学副刊也跳出了纯文学范畴参与其中。其间最集中、最独特、也最有意义的是香港版《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开辟的日本问题专刊。 　　 １９３８年，为了鼓舞抗战军民的士气，认清敌我力量的对比，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文艺副刊主编萧乾利用《文艺》综合版的篇幅，推出了几个日本问题专刊，包括：“日本这一年”“侵略者的老家”“穷兵！黩武！……”等几个专题，对１９３８年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社会等方面全方位、多角度、大范围的分析和评价，文章作者都对日本问题素有研究，文中举用大量的数据和详尽的事例剖析了日本本土的种种黑暗现实和外强中干的衰败迹象。１９３９年３月，萧乾把这些文章收集在一起，加上新闻版的有关篇章和布德等人的几篇文学作品，结集成《清算日本》一书，以“大公报文艺编辑部”的名义，由《大公报》馆出版发行，名为“综合文艺丛刊”第一辑。《清算日本》由《大公报》香港版总经理金诚夫作序，指出“清算日本”的意义在于文化界对抗战中“知彼”应尽的责任： 　　 我们对日抗战，已历一年有半，冲锋陷阵和英勇为国的任务，虽然已由武装同志负担了去，我们在后方的人，尤其文化界中人，对于日本的情况，应该不断研究，尽一个“知彼”的责任，拿来贡献给国人，使大家一方面抗战，一方面知道日本的实在情形。要知道今后中日间局势，不论推演到如何地步，关系只有一天复杂一天，我们要继续注意考察洞悉她的国情，我们才能对症下药，拿出对策，方能适应艰危的时局……这一次中日战争，是中国立国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