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政策在农村实践过程和逻辑——以农业特产税征收为例-the practical process and logic of national policies in rural areas - a case study of the levy of agricultural specialty tax.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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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政策在农村实践过程和逻辑——以农业特产税征收为例-the practical process and logic of national policies in rural areas - a case study of the levy of agricultural specialty tax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华 中 科 技 大 学 博 士 学 位 论 文 PAGE 10 PAGE 10 导论 问题的提出——“政策不好还是干部不好” “政策”是我们用以理解中国农村世界乃至中国社会的核心概念。但是,“政策” 的实践形态却是暧昧不清的,因此会导致理解上的巨大差异。我们可以在许多不同 的意义上使用“政策”概念,比如它会出现在《宏观经济调控与政策》、《中国财政 政策研究》这样的学术专著中,出现在“党的富民政策好”这样的报纸头版头条中, 出现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这样的官方文件中,出现在“这项工作时间紧,政策 性强”这样的上级通知中,同时还会出现在“不给资金给政策”、“把中央政策用活 用足”这样的地方政府官员的讲话文稿中,出现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民间 俗语中,而在这些时候它的意义是很不同的。在更规范一些的意义上进行比较,政 策显然不同于法律,但是在中国农村很多法律是被当作政策来“落实执行”的;政 策也区别于“制度”概念,它并不具有相当的稳定性,总是处在变化当中,给人的 印象是带有流动性的,虽然政策本身具有高度的约束力、强制力和严肃性,甚至在 某些时候还是高度量化的,但是其分寸掌握却往往有很大伸缩的余地。这构成一幅 令人迷惑的图景。但是在中国农村,正是通过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完成着农村社会 的整合,维持着国家对农村的治理,支持着国家推进农村现代化的意图和努力,政 策指导着农村生产的开展和生活形态的构造,并最终决定着包括物质财富在内的各 种资源的分配方式、过程与份额。这样,“政策”就成为农村社会中具有决定意义的 控制性因素。 由于对当前各种解释1的不满意,也基于“政策”这一概念在实践过程中的“灵 活”特性,本研究首先对“政策”概念做出一个抽象的界定:政策是具有垄断性权 力的组织或个人,基于特定的价值评判所做出的,旨在调整一定时空范围内利益关 系和进行资源分配的权益性规定。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强调的“政策”所固有的“权 益性”(Contingency)特点是在常人方法学(Ethnomethodology)意义上提出的。 在实地的农村调查和研究中,我经常会问及农民这样一个问题:“国家政策好不 1 参见彭克宏,《社会科学大辞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北京,1989;李成智编著,《公共政策》,团结出版社, 北京,2000;张光博,《行政学辞典》,吉林人民出版社,长春,1988,685 页。 好”?得到的回答几乎是一致的,“国家政策很好”;那么既然国家政策很好,为什 么很长时间以来农村面貌没有太大改变?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不能有明显的 提高呢?得到的回答也是一致的,“都是干部的问题,是干部人为地把好政策给执行 坏了”,即所谓“好经让歪嘴和尚念歪了”。当我们用同样的问题去问基层党政干部 时,得到的回答却是相反的,干部们会说,这种政策别说我来干,就是让农村研究 专家来干,让总理来干,他也干不好。在干部们看来,农村地区之所以出现如此之 多的问题,其本质的和主要的原因并不在干部和基层政权,而是国家政策本身就有 问题。这样两种完全相反的回答会使一个认真的研究者感到十分迷惑,如果持完全 相反意见的双方都是值得信任的,那么事实真相到底是什么就成为了一个“谜”。 “政策有问题还是干部有问题”?这个问题可能会被指责为不符合学术规范, 在调查中提出这样的问题也许会因为内涵和外延界定不清,同时又未能将其操作化 为可测量的指标,因而不可能得到一个清晰的回答,只会得出一个模糊的印象。但 就是这模糊的印象告诉我们农村社会中的行动者——农民和基层干部——对农村现 实的基本价值评判和基本态度,而行动者的行动正是在这些基本态度的指导下展开 的,并且在行动过程中形成特定的关系结构。或者说,这种价值评判和态度不但是 行动者对过去实践的总结,对过去事件的理解和体验,更构成将来行动的前提,构 成将来行动者之间关系模式的前提,成为构造当下和将来农村社会形态的前提。因 此,这种提法虽然不够精确,但是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却是理解农村社会的关键所在1, 同时这也是在本研究中自觉使用马克斯?韦伯的“理解社会学”方法的意义所在。在 研究中,我们进入和面对的是一个“他们的世界”,我们必须而且只能通过“解释性 的说明”和“说明性的解释”,通过移情的方法从而“置该活动于可理解的和更加内 1 在这里我们使用的“理解”概念是韦伯意义上的,而这种“理解”的基本方法也将贯穿整个研究当中。马克斯·韦 伯将自己的社会学理论称之为“理解社会学”,“所谓理解社会学中的‘理解’,从思维的抽象上包含两方面的因 素,其一是说明原因,这主要与对社会现象作因果性考察有关;其二是解释意义,亦即探询动机、意图对诱发社 会行动的重要性。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说明和解释是相互包容的,或者是解释性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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