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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华北灾荒对农村经济影响 　　摘 要：民国时期，华北自然灾害频发，使华北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灾荒发生之后，灾区的农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其主要表现有：粮食减产，使灾区各种物价紊乱；农业崩溃，使灾区生产无以为继；百业荒废，使灾区工商全面崩塌；秩序紊乱，使灾区借贷之风盛行。由于灾害发生之后，灾区农村经济残破不堪，使灾后的重建困难重重。 　　关键词：民国时期；华北；灾荒；农村经济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4-0049-02 　　民国时期华北地区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在落后的社会生产和腐朽的社会制度之下，华北民众无力对抗自然灾害的肆虐，饥荒屡屡发生。本文对民国时期华北自然灾害对灾区农村经济的影响作一阐述。 　　一、民国时期华北灾荒概况 　　民国时期，华北地区自然灾害频繁。水、旱、虫、风、雹、冷、震、疫等层出不穷。据《近代中国灾荒纪年》和《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中资料统计，1912—1948年的三十七年间，河北累计受水灾752县、旱灾350县、虫灾338县、风灾10县、雹灾118县、冷灾21县、震灾14县、疫灾29县，其他灾害29县，总计1 510县；河南累计受水灾681县、旱灾341县、虫灾226县、风灾101县、雹灾142县、冷灾55县、震灾3县、疫灾80县，其他灾害1县，总计1 510县；山东省总计受水灾462县、旱灾341县、虫灾125县、风灾12县、雹灾46县、冷灾11县、震灾48县、疫灾14县，其他灾害1县，总计812县；山西省总计受水灾355县、旱灾444县、虫灾68县、风灾7县、雹灾84县、冷灾35县、震灾6县、疫灾55县，其他灾害3县，总计1 050县；陕西省总计受水灾346县、旱灾569县、虫灾162县、风灾216县、雹灾333县、冷灾284县、震灾31县、疫灾99县，其他灾害14县，总计1 233县。从受灾的频次和受灾的县数上，华北地区均远远高于其他区域。以各类灾害而言，旱灾方面，1920年华北五省爆发了一场席卷整个华北地区的特大自然灾害，受灾总县数为317县，占华北五省总县数的3/5，灾民至少3 000万，其中死亡人口多达50余万；1928—1930年河南省大旱灾之中，全省118县，被灾县份多达112个，灾民相当于全省人口。水灾方面，1935年黄河水决口，河南沿???地带，均被黄水袭击，其中滑县受灾最为严重，据记载称该县灾区面积五千余方里，灾民30万，淹没牲畜15 000千头，计值75万元；淹没房屋45万余间，约值1 300余万元，财产损失总计约3 000余万元，死亡人数约万人。1938年花园口时间导致豫东平原淹没在黄水之中，灾民遍野。1939年8月河北全境和河南、山东大部区域发生水灾，这是20世纪前半期华北地区最为严重的一次洪水灾害；蝗灾方面，20世纪40年代初期，河南大部和及其周边地区爆发了民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蝗虫灾害；除了水、旱、蝗三大灾害之外，其他风、雹、冷等灾害也屡屡发生。总体而言，从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和危害程度来看，华北地区是中国全境受自然灾害影响最为严重的区域。 　　二、民国时期华北灾荒之下的农村经济 　　在自然灾害的肆虐之下，华北地区社会经济残破不堪。概括起来，自然灾害影响之下的华北农村经济出现了以下混乱状态： 　　1.粮食减产，使灾区各种物价紊乱。民国时期，社会生产力发展滞后。对于完全靠天收的农业来说，任何自然灾害的发生都会使农业生产处于崩溃的边缘。自然灾害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粮食的全面减产，而粮食减产必然导致粮价的飞涨，但与粮价飞涨相反的是，灾区其他物品的价格暴跌，灾区全面呈现出物价混乱的乱象。在1920年华北五省大旱之中，京兆各县，夏季实收平均三分四厘余，其中涿州、香河、密云三县仅二分有余；秋季各县平均实收四分九厘余，大兴、宛平、房山等县均止三分[1]。山东一带灾情尤重，“二麦既寸粒未获，秋禾亦收获无望”。山西多数县“每亩收麦一斗四五升不等，秋季粒米未收”。在这种状况之下，灾区粮价均呈现飞涨的现象，如直隶沙河县1919年冬季米价是铜元五枚一斤，1920年春季升至六枚一斤，夏季则涨至十二枚之多，仅半年粮价就涨了2倍多。1927年山东发生灾害，全省107县的收成，有30个县相当于常年的10%～40%，35县尚不及10%。沂州、鱼台等县农田收成最多者不过二成，其值不敷纳税之用[2]。由于农业歉收，粮米缺乏，以致物价暴涨，即使有钱也无处购粮。1939年华北多次发生水灾之后，因田禾尽毁，物价飞涨，8月中旬大米每包售价38元，面粉每袋售价8.5元，仅十余天，大米就涨到40余元，面粉为10元以上 [3]。1942年河南大旱之时，郑州各种粮价平均高涨一倍，每市斗由四十余元涨至八十余元，粮价飞涨之速，为抗战以来所仅见。面对粮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