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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权力腐败成因分析 　　【摘　要】公共权力腐败的成因众多且复杂。本文认为，公共权力腐败的成因主要有四个方面：(1)深刻的历史根源；(2)落后的社会习俗；(3)转型的市场经济；以及(4)迷失的制度安排。只有深入分析公共权力腐败的成因，才可能对症下药并实现药到病除。 　　【关键词】公共权力;腐败;历史根源;社会习俗;市场经济;制度安排 　　公共权力腐败的成因很多，而且非常复杂。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根源、社会习俗、经济转型、制度安排等方面的因素都会诱致公共权力的腐败。尽管学界讨论公共权力腐败的文献汗牛充栋，但美中不足的是，现有研究的重心更多集中在腐败的危害、对策和制度建设领域，而没有聚焦到权力腐败的成因方面，其中主要的原因或许是因为其成因乃是不言自明且众所周知的，因此众多论者都没有重点详述，但考察公共权力腐败的成因有助于我们对症下药，因而这或许还是一件有必要且有意义的事情。有鉴于此，下文将围绕历史根源、社会习俗、经济转型和制度安排等四个方面逐一展开分析和讨论。 　　１．深刻的历史根源 　　唯物史观认为，不能割断历史看问题，而要联系地看问题。腐败的滋生蔓延有着深刻历史根源。一般认为，专制制度导致了腐败横行。中国2000多年的皇权专制历史，用历史学家王亚南的话来评价是非常合适的，即“从另一个视野去看,二十四史实际上是一部贪污史”[1]。在专制社会，封建帝王为了统治需要，一般都默许或容忍统治阶级内部的腐败，甚至有时是鼓励和纵容统治阶级内部的腐败。在中国历史上，最高统治者一般而言都担心近臣、重臣乃至皇亲国戚觊觎帝位王权，因此，如果臣子没有任何把柄在皇帝手上，他们是没有安全感的；如果臣子有小辫子在皇帝手中，就不会对帝位构成威胁，至少不会有迫在眉睫的威胁，虽然威胁可能存在，甚至威胁有时还很直接和急迫，但皇帝本人却认为皇权是安全和稳固的。这一点从司马迁的历史巨著《史记·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的记载中可窥一斑：汉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将击之，数使使问相国何为。相国为上在军，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在佐军，如陈郗时。客有说相国曰：“君灭族??久矣。夫君位为相国，功第一，可复加哉？然君初入关中，得百姓心，十馀年矣，皆附君，常复孳孳得民和。上所为数问君者，畏君倾动关中。今君胡不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污。上心乃安。”于是相国从其计，上乃大说。[2] 　　从司马迁的精彩描述中可以看出，萧相国(丞相萧何)既兢兢业业又忠心耿耿，但这位居功至伟的丞相随时处于“灭族”的危险中，需要通过违心的“强买田、贱贳贷”等自污方式得以涉险避祸。这就是说，最高统治者需要将群臣尤其是重臣的“小辫子”抓在手中，以便在皇权受到威胁时有“王牌”可出。如果说在北宋以前这种驭臣术还只是君臣之间达成默契的潜规则的话，那么宋真宗以后君臣之间关于腐败问题的默契就明示了。宋真宗的《劝学诗》其实可以解读成一种政治表态，“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从内容上看，这首《劝学诗》似乎是立志诗；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其实它本质上就是一首《劝腐诗》。隋唐以下的专制王朝，通过科举制为男性开启了一条狭窄的仕途通道。但历经寒窗苦读的书生从政后微薄的薪俸其实连养家糊口都存在困难，更遑论千钟粟、黄金屋、车马簇和颜如玉了。因此，如果要达到千钟粟、黄金屋、车马簇和颜如玉的目标，只有通过非法途径聚敛钱财后才能够实现。这种非法途径的最常见形式就是贪污腐败。 　　2.落后的社会习俗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在传统社会，送礼行为可能是维持家族关系的一种纽带，一般不存在利益交易，因此并不受谴责。传统的习俗为今后的行贿提供了藉口，也为受贿者找到了理由”[3]。尽管人情社会可以为人际关系提供温情脉脉的润滑剂，但是人情社会的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尊敬师长本来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但尊敬师长在现实生活中很容易变成“孝敬官长”。此外，中国自古就以礼仪之邦自居，崇尚礼尚往来，这实际是对外关系的准则，但这个准则在人情社会里也被放大了，结果内政反而成了外交政策的延续。于是，当普通民众有求于一般公职人员或政府官员时，或者当一般公职人员有求于政府官员时，或者当下级官员有求于上级官员时，都可以打着“礼”的旗子若无其事地“曲线救国”。如此一来，“礼”就为腐败套上了保护的外衣，礼尚往来就为腐败披上了合法的形式，而人情社会则为腐败滋生提供了机会的温床。 　　3.转型的市场经济 　　尽管1992年党的十四大就正式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目标，但时至今日，我国总体上仍然处于初级市场经济阶段，或者说仍然处在从初级市场经济形态向现代市场经济形态转型的过程中。市场经济的不发达，市场机制的不完善，市场功能的不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