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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四观”解析司马迁精神人格 　　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是一篇用血泪浇注的文字，也是全面解读司马迁精神人格的可靠材料。文中着力表白的“四观”，即“生死观”“荣辱观”“文艺观”“历史观”，是构成司马迁精神人格的基本元素，也是最能体现司马迁真性情的人生宣言。但历来的解读，大多附会正统的主流话语，使我们无法直达司马迁的精神世界，对伟人的理解难免有“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之憾。本文拟就“四观”做一番揆情度理的解读，就教于方家。 　　一、 生死观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是司马迁对“死”的基本态度。司马迁对生命的本质有清醒的认识，确信死是人生必然的节日，“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死”是和“生”一起配给于人的。他同时也确信“死”不会干净到“一了百了”，总会留下“生前身后名”。这就意味着“死”是要认真对待的，绝不可听天由命。如果可能还得有个选择甚至策划。而选择或策划的原则只有一个，就是实现生命价值的最大化。关于这一点，古人早就设计了三条实现“永生”的途径：立德，立言，立功。按司马迁的说法，“立功”的机会祖先没有得到，自己业已无望。“立言”就成了“子承父业”，实现生命价值的唯一途径了。所以在巨大的屈辱面前，他没有为对自己来说还比较空洞的“士节”去死，而是选择了比死更难的隐忍苟活，忍受了生理和精神的双重戕害。文章中司马迁实际上要向任安表白：“太史公之身乃《史记》之身，非史公所得自私。史公可为少卿死，而《史记》不能为少卿废。”（清文艺理论家包世臣语）。值得庆幸的是《史记》的传世，不仅实现了司马迁“立言”的宏愿，而且还“无心插柳”地使他立了“德”，以其顽强的精神、崇高的理想、杰出的才华、坚韧的毅力、辉煌的成就，沾溉后人，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树立了一个人格标杆，一个道德典范。 　　二、 荣辱观 　　“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 　???这段话是司马迁表明荣辱观的文字，可好多人对他的内容和排序产生了质疑。究竟是“荣辱”兼顾，还是单说“耻辱”？究竟是每下愈况，还是随意排列？为了搞清楚这些问题，我对这段话做了这样的俗解：最上一等是建功立业，光宗耀祖；其次是有所作为，自身显贵；再次是小有成就，很有面子；再次是行为端方，没人怨诽；再其次出身卑微，低三下四；再其次违反刑律，穿上囚衣；再其次披枷带锁，严刑拷打；再其次剃掉头发，拴上铁链；再其次接受肉刑，残损肢体；最下一等拔除命根，身残处秽。司马迁是一个角色意识很强的“士”，这一段话是他为自己这个阶层的人订立的一个“荣辱序列表”。前面的四个“不辱”基本上是“荣”的标准，因为是底线原则，所以用否定句式；后五个“受辱”，按屈辱的程度排序，渐次递升，层层铺垫；最后用“最下”“极矣”强调自己遭受的奇耻大辱，抒写人格撕裂、灵魂窒息时的大悲痛，的确有“惊天地，泣鬼神”般的震撼力。司马迁的“荣辱序列表”形象地体现了他的价值观念，他虽然只是一个“牛马”一样被任意驱遣的史官，但当朝堂上一派迎合武帝的“诬枉”之词时，他还是说出了不带任何个人感情的话，为李陵曾经的功绩、为一个王朝应有的公正，说了他认为一个“士”应该说的话。这种勇于担当的精神也正是他“不辱先”“不辱身”的人格追求的具体表现。 　　三、 创作观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这是司马迁阐明“文艺观”（或可谓之“创作观”“文学起源说”“创作动机说”）的文字。在司马迁看来，文学是不幸的产物，贬谪流放、蒙冤受屈、遭遇祸患、身处绝境，而怨愤郁结，难以融通，就要找寻发泄的途径，最终会以文字的形式呈现出来，这就是“发愤著书说”。这种观点一直被后世的文人所推崇。“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天末怀李白》）“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赵翼《题遗山诗》）都是对这一观点的发展延伸。司马迁还在《屈原列传》中对这一观点进行了事理上的推断。由人们在“劳苦倦极”“疾痛惨怛”时，呼天抢地、喊爹叫娘的下意识行为，推断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时的怨愤不平，从而推究《离骚》的创作缘由，合情合理，令人可信。也呼应了《报任安书》中的论断，从情理上阐明了“发愤著书说”的正确性。司马迁的文学观，不仅是他本人创作经历的高度概括，也是他对自古以来文人创作动机的顿悟和理解。既然他是如此理解创作的，那么《史记》也就是一部建构他人格精神的伟大作品。 　　四、 历史观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司马迁的历史观。中国古代的史家历来崇尚“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