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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软治理与硬控制 　　微博传播的失范与规制问题浮出水面，某种程度上而言，该问题是社交媒介场域中言论自由“脱嵌”与“回笼”的博弈，是言论自由的不同面相。 　　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介通过赋权用户，改变了人们使用媒介的方式和社会生活形态，成为当前重要的民间舆论场。言论自由得到前所未有的彰显，既激起了民主化的想象，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微博传播的失范与规制问题浮出水面，某种程度上而言，该问题是社交媒介场域中言论自由“脱嵌”与“回笼”的博弈，是言论自由的不同面相。针对社交媒介失范现象，学者们进行了概括和归纳，涵盖了微博传播的消极影响、微博的非理性表达以及侵害合法权益的多样化趋势等。此外，研究的脉络还延伸到失范的特点、原因等领域。 　　言论自由的脱嵌与恐惧感的产生 　　微博言论的非理性表达与消极影响。有学者认为，微博中较为突出的“非理性表达”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极化表达助长民粹主义；谣言爆发式传播凸显表达权的滥用；人肉有哪些信誉好的足球投注网站、恶搞和“山寨”宣泄另类表达权；“网络水军”绑架表达自由；“粉丝文化”催生同质化表达。微博言论的随意性容易滋生出许多消极影响：微博虚假信息的传播使微博从最初“言论自由”的阵地渐渐转化成“胡言乱语”的居所，容易产生过激与非理性言论，引发“非理性情绪”，造成负面的社会影响，甚至群体事件；微博谩骂、网络炒作、口水战折射部分网民素质的低下；网络围观，信息疯转，易造成他人权益的损害。 　　微博的弊端及其对合法权益的侵犯。有学者认为，微博带来的种种弊端有：利用微博散布他人隐私、发布虚假信息、诈骗他人钱财、辱骂他人、进行犯罪串联，甚至利用微博组织颠覆国家。也有学者认为，微博侵害合法权益的类型正呈现出多样化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微博侵犯名誉权；二是微博侵犯隐私权；三是微博侵犯商业秘密；四是误导消费者，损害消费者的权益。规制行为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如，问责所依据的法律存在着较为严重的问题；在问责过程中存在着滥用处罚自由裁量权的现象；抓小放大，或将对弱势群体不利；地??规制理念存在着重刑主义倾向等等。 　　微博时代的网络诽谤特点是：经济成本更低，传播更快更广，关注度更高，维权的成本更高。网络诽谤产生的社会背景有以下几个方面：利益竞争的逐渐恶化，自我表达与维权的强烈意愿，互联网立法滞后，监管力度不足。 　　微博侵权行为发生的原因。有学者认为，微博侵权行为发生的原因有：话语权的下放；现有网络立法的欠完善；把关人的监管不力；商业利益的巨大驱动以及微博所具有的强大媒体融合功能、碎片化表达等，也加速了有关微博的各种侵权行为的发生。微博谣言传播的深层次原因有：第一，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微博这种新兴传播载体具有此前媒体所未有的“自媒体”和“每个人都是一个媒体”的特征，为谣言传播大开方便之门；第二，微博“把关人”的缺失让谣言得以畅通无阻并大行其道；第三，微博具有的匿名性、低成本、便捷性、即时性、易转发等“开放性”的传播特点，以及微博用户的日益普及，也是其成为谣言发布首选载体的一个重要原因；第四，“粉丝”在微博中具有独特商业价值，微博被某些企业利用，成为专业化生产谣言以获取广告效应、轰动效应的商业炒作的载体；第五，社会危机事件发生后传统媒体的“集体塞音”也让微博成为谣言的加速器和温床。 　　针对微博谣言，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喻国明将微博带来的事件还原效应称为“无影灯效应”，他认为“微博谣言”、“微博辟谣”本身就是伪命题。目前存在的所谓“微博谣言”现象，他认为更多源自于相关职能部门的失职：没有为民众建立起完善的网络秩序。 　　社交媒介引发言论的非理性表达、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既和媒介本身有关，又和职能部门失职有关。上述研究亦表明，主流话语对言论自由在扁平式的网络社会中迅速发展产生了恐惧感，这种恐惧感来自社交媒介对风险的社会放大以及可能引发的体制失灵。 　　规制：软治理与硬控制的博弈 　　目前，在我国还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来规范微博侵权行为，有关微博侵权行为的规制主要在《宪法》、《民法》、《著作权法》、《侵权责任法》、《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法律中有所体现。当前可以通过援用《民法通则》、《刑法》、《侵权责任法》、《民事诉讼法》和《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依法追究微博中相关侵权人的侵权责任。 　　社交媒介规制的理论资源。我国对互联网规制通常存在以下几种形式：法律法规、行政管理、技术控制、议程控制、结构调整、培训。有学者从立法价值的角度对美国“网络中立”进行分析，探讨了“网络中立”的立法背景、立法尝试、价值内涵、价值争议、价值缺陷和立法路径选择等一系列问题。“网络中立”的立法价值目标选择有：言论自由、非歧视、互惠性及其他。美国“网络中立”的争议焦点是：互联网自由和互联网规制、公共利益和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