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中“挪用”.docVIP

后现代主义中“挪用” 　　令人惊讶的是，杰夫·昆斯因此收到了法院的传票，被起诉的原因不是因为作品无聊的内容或引起人食欲和色欲的画面，而是因为作品中描绘的女人腿是从杂志图片上原封不动照抄过来的，这双诱人小腿的拥有者—杂志图片的模特，认为杰夫·昆斯的行为构成了侵权，对其进行了起诉。有趣的是，经法院裁定，认为杰夫·昆斯的确专用了模特的照片，但其对照片的使用，是为了创造新的信息，表达了一种新的美学观和方法，是对原有图像的意义进行转换，属于艺术上的“挪用”，属于合理使用的范围，所以杰夫·昆斯并没有构成侵权。①在这场官司中，艺术以其诡辩的说辞赢得了胜利，“挪用”这个后现代主义艺术中常用的词语再一次引起人们的关注。 　　“挪用”被看作是后现代主义艺术最重要的创作方法之一，体现了后现代主义艺术与现代主义艺术之间的区别于断裂，是对现代主义艺术提倡“原创性”的颠覆与挑战。在当代艺术的创作中，“挪用”的创作方法被反复使用，成为最为流行的创作手段，似乎任何关乎图像的创作都可以用“挪用”这个概念进行解释，甚至前几年流行的对影视剧的恶搞，如《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都被冠上了“挪用”的头衔，以此在社会、大众甚至艺术领域奠定自身的合法性。在这样的环境中，“挪用”已不再是创作方法、创作观念，转而成为一种固化的概念，成为抄袭、恶搞的保护伞，在滥用的过程中被人们“庸俗化”，什么都可以被解释为“挪用”，什么都可以是“挪用”，那么究竟什么是“挪用”呢？ 　　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挪用”来源于拉丁文ap，意思为“向、往……（to）”，具有“参照（rendering to）”的意思；proprius，意为“拥有或个人的（own or personal）”，两者结合在一起便产生了appropriare，意为“视某物为自己所有（to make one’s own）”。②“挪用”在今天意为“将某物据为己有”；形容词“appropriate”意为追加的或附加的，属于某人的，私人的或适合的、正当的，“Appropriate”还有更左的内涵，暗指不正当占有某物，甚至绑架或偷窃。③由此可见，“挪用”是指个人利用过去已有的图像或样式进行创作，不同于客观、被动的“模仿”，而是主动、积极、充满目的的个人选取。 　　美国的道格斯·科瑞普（Douglas Crimp）和阿比盖尔·S·格杜（Abigail S Godeau）对“挪用”的概念进行了阐释，明确了“挪用”的理论，他们认为“挪用是后现代艺术的一种手法，它是对现代主义所崇尚的艺术原创性的挑战”，并断言，“艺术中所有图像都是引用语（quotation）、挪用物”，因此“艺术的意义来自引用（挪用），来自一种图像与另一种图像的关系，并且通过从某一艺术作品中抽出的图像用于不同的语境来获得不同的含义”。④由此看来，“挪用”不仅是当代艺术创作的构成方式、处理方法和创作手段，还包含艺术家隐含在作品中的创作观念及社会反思，这一点也是“挪用”被艺术家普遍运用在后现代主义艺术创作的最重要原因。 　　“挪用”这一创作手法，有其自身的发展谱系，在发展过程中，“挪用”的概念从单一的对古典时期图像的借用、复制转为对过去所有艺术的颠覆和反叛，并逐渐明确“挪用”背后蕴含的文化观念和社会意义，不仅使“挪用”作为艺术创作手段存在，还使“挪用”成为对社会进行批判性审视的代名词，成为后现代主义的批评术语。这也是在当下艺术创作中，“挪用”被反复使用的原因，从社会学和文化的角度，人们已经将“挪用”固化为“反叛、讽刺”的态度。 　　19世纪中期，“挪用”作为一种创作方法逐渐引起艺术界的关注。1863年，马奈创作了《草地上的晚餐》，这幅画挪用了文艺复兴画家莱蒙特的《帕里斯的审判》，形式主义的分析关注的是马奈的形式与挪用对象的关系，尤其是从立体到平面的转化，马奈不是挪用原典的意义，而是实验平面转化的可能性。⑤20世纪初，杜尚的《泉》被看作“挪用”的开始，作品颠覆了安格尔原本表现的典雅、高贵的女性美，挑战了既定的审美习惯，颠覆了原文本在性别方面的指向性，在新作与原文本之间有意识地形成对应的关系，导致两者在意义上的联系和断裂，致使新的意义的产生。《带胡子的蒙娜丽莎》同样与达·芬奇的原作产生了意义上的割裂，但在图像上又保持这一种天然的联系。这样的创作意图与创作方法与后结构主义中的“解构”、“重构”极为相似。 　　20世纪60年代以后，“挪用”作为一种主导型的创作方法大规模地出现在后现代主义艺术的创作中，挪用的对象不仅包括艺术史上的经典图像，还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常见的图像。例如森村泰昌、里希特、安迪·沃霍尔和辛迪·舍曼等人，从艺术史、现成品、影像的借用。这一时期，“挪用”延续着对图像之间的联系、意义的置换的关注，得益于哲学的影响，“挪用”还牵扯到对作品涵盖的文化和艺术问题进行思考。⑥根据索绪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