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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边,稳固,中华长久基业 　　两汉、大唐帝国时代，是中华民族洋溢着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历史时期。 　　在西域，这种英雄、浪漫主义表现得更为昂扬、豪迈。 　　继西汉张骞通西域之后，东汉班超又以“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的豪情远志，书写了丹青史册一页“投笔从戎”的千古佳话。 　　延及唐代，陈羽的《从军行》“海畔风吹冻泥裂，梧桐叶落枝梢折。横笛闻声不见人，红旗直上天山雪”；岑参的《武威送刘判官赴碛西行军》“火山五月行人少，看君马去疾如鸟。都护行营太白西，角声一动胡天晓”……一首首万古传唱的雄浑边塞诗，让我们感知着曾经发生在西域这片神奇大地上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当然，豪言是可贵的，史诗是美好的，而维系战争之后边疆的和平稳定大局，则必备一定的基础。 　　应该看到，无论是汉武帝“联合大月氏，断匈奴右臂”的国防奇策，武则天撤销与恢复“安西四镇”的当朝廷议，还是大清晚期重臣李鸿章、左宗棠的海防、塞防之争，回眸历史，审视现实，预测未来，中国历代决策者对西域是重视有加的，并形成相对一致的国家战略构思：中华陆域国防重心，莫过于西北边疆。 　　在这样的战略思想指导下，但凡统一强大的中原王朝，无不从军事到经济再到政治对西域多有作为。 　　西域的稳定，首先依赖于一定的经济保障。 　　自公元前60年西汉王朝初设西域都护府，在乌垒城（今轮台、渠犁）、伊循城（楼兰）和车师前部交河城驻军镇守、屯田戍防肇始，历代王朝均以在西域实施“屯垦戍边”为国防要务。 　　唐代，据《资治通鉴》223卷载述：“唐自武德以来，开拓边境，地连西域……岁发山东丁壮为戍卒，缯帛为军资，开屯田以供粮设牧监畜马牛，军城戍逻，万里相望。”有唐一代，在西域的安西、疏勒、焉耆、北庭、伊吾、天山共设56屯，计2800顷耕地。 　　清朝前期，在西域的屯丁多达12.67万人，不仅有军屯、民屯、商屯和犯屯，而且增加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旗屯、回屯，24个垦区遍布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周缘，开垦耕地20.13万公顷。 　　屯垦戍边之策，使得汉???的“天马来兮从西极”、唐代的“角声一动胡天晓”、清代的“二万舆图指掌通”，从浪漫主义的英雄放歌，化作绥靖烽燧的和平年代。 　　而更值得当今中国借鉴的，是历代中央王朝经略西域的谋略之策。 　　汉代，是中原王朝在西域开疆拓土的初创期。 　　 　　其时，丝绸之路在西域分为环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两道，西汉王朝于公元前60年在西域中心之乌垒城（今轮台东）设军政合一的最高机构——西域都护府，在此之外，还先后设立伊循都尉府（治所在楼兰，扼西域南道交通咽喉）、戊己校尉府(治所在今吐鲁番交河故城，后移今高昌故城，扼西域北道交通咽喉)。此三处军政合一机构，形成控制西域腹地的三足鼎立之势。而在敦煌设校尉统兵，则为西域稳定奠定了后援支撑。 　　自汉代肇始，历朝治理西域渐成惯例，其鼎盛之时，多以西域中部焉耆、龟兹（今库车）为重心，而且呈南北分治之格局。以唐贞观至开元100多年为例，其于南疆龟兹（今库车）设安西大都护府，于庭州（今吉木萨尔）设北庭大都护府，分治西域南北。天山以南，安西统御；天山以北，北庭掌控，下辖众多羁縻府州。势力较弱之势，则退守西域门户，以其东部伊吾（今哈密）、高昌（今吐鲁番）、鄯善等地为重心，待中原王朝重整山河，回归强大，再施收复西域之长策。 　　从中世纪和近代国际环境看，有一次重大的战役和一次剧变的局势，酿成了历史上的西域地缘政治的格局更改，从而形成今日新疆的政治和地理版图。基于这两次重大变革，对新疆的治理和稳定，中央政府也须审时度势，实施新的战略、战术之策。 　　首先看中世纪之西域。 　　公元7世纪初，大唐帝国建立。当太宗、高宗、武周强盛之时，在西域设置安西、北庭大都护府，分掌天山南北疆域；在西域东部实施与内地等同的州县管理体制，对西域全境的统御大体实现了攻守之势平衡。 　　不过，大唐帝国西域的重心，其时还是在天山以南，即环塔里木盆地的丝绸之路的南路和中路，由安西大都护府居中统辖，下设安西四军镇——疏勒、龟兹、于阗、碎叶。其中，碎叶军镇居于最西端，远在今吉尔吉斯北部托克马克附近，成为大唐帝国跨越葱岭西通中亚的前哨堡垒。 　　形势的逆转发生在750年。是年，唐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率安西四镇及西域各羁縻府州6万联军与大食（阿拉伯帝国）战于怛罗斯（今塔拉斯河流域），双方“相持五日，葛逻禄部众叛，与大食夹攻唐军，仙芝大败”。 　　从此，大唐帝国在西进战略上已处于守势，至8世纪末，葱岭以西中亚河中地区已被大食占据。下迄今日，古之西域、今之新疆的南疆区域，基本限制于帕米尔高原以东环塔里木盆地的范围之内。 　　再看近代建省前之西域。 　　公元15世纪前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崛起于安塔托利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