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旬余,杖至百”一句译文谈起.docVIP

从“旬余,杖至百”一句译文谈起 　　蒲松龄的《促织》是一篇借明代的政治黑暗来讽刺清朝社会现实的文言短篇小说，其中一句“旬余，杖至百”，不少教参都翻译成“十几天里，成名被打了上百板子”，我认为这样的译法值得商榷。“被打了上百板子”，只是道出了主人公在一段时间里挨打的情形，却没有揭示贪官污吏滥刑枉法的实质。作者的本意是以此来显示官场的腐败、法律的不公以及平民百姓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社会现实，而这一切都源自于以皇帝为中心的封建官僚体制。因此，较好的翻译是“十几天后，成名受杖刑一百”。 　　官场黑暗腐败是成名受刑的缘由。小说开头写道，明宣德年间，宫中嗜好玩蟋蟀的游戏，每年都要向民间征收上好的蟋蟀。陕西华阴县原本不出产优良品种的蟋蟀，然而县令为讨好上司，贡献了一头不知从何而来的十分善斗的蟋蟀，因此赢得上司的欢心，于是便让县令经常提供此类???物，惹上麻烦的县令将这棘手之事推诿于里正。因为本地没有上好的蟋蟀，所以只能高价去买，而里胥趁机另设名目，按人口摊派费用，额外征收，这事便落到了负责税收的里正头上。“里”是当时州县统治的基本单位，所谓以县统乡，以乡统里，以邻近的一百十户为一里，从中推选出人口多田地多的十户轮流担任里正（里长），任期满后按各户人口和田地的增减重新编排。本来里长这个差事轮不到成名，他家人口不多，一家三口，只有一点薄产，又里长一般都是能干事的，成名一介书生，为人迂讷，之所以会成为里长，也许是前任里长无法完成这个额外的税收任务，已不能从里人当中搜到钱财（每责一头，辄倾家荡产），也赔不起自己的家产（也许已经赔尽），又或许是先前的里长为逃避刑法已逃往他乡。在当时选举里长的规则中，有里长受困就在一百十户内另选，逃亡的要补足这样的条文，加上里胥的上报，这便有了成名担任里长的现实。值得指出的是，里胥这个人物，官职不大，只是管理乡里事务的公差，却是一个弄奸作弊的无耻小人，这种人在州县之官的眼里本来就是恶的化身，但州县的官员都离不开他们，必须使用，否则政务便无法运作。在官者易为奸，道出了官场的黑暗与腐败。相反，里长算是在官也在民的人，而在成名身上更多地保留了在民的本分。而在民者易为吏所欺，如果不想受欺，要么就与在官者同流合污。官场的黑暗腐败在此体现为官员只知讨好上级，想方设法献媚争宠，不顾民生疾苦；利用职权，营私舞弊，遇事推脱责任。而像成名这样善良怯弱之人最终成为代人受过的悲剧角色。 　　成名的受刑体现了法律的不公。“假此科敛丁口”，是里胥或者是里胥和县令串通起来巧立名目敛财的犯罪行为，于公于私都可定罪惩处。但因为是用于兑现上司的“常供”，涉及上下的利益，于是地方官员便能够免于来自上级的处分和同僚的指责。反过来说，县令等之所以能如此大胆，只是因为有其背后的保护伞可恃。县令将成名所供善斗的蟋蟀（实是成名之子的化身）“献诸抚军（总管一省的民政和军政的官员）”，“抚军大悦……无何，宰（县令）以卓异闻。”抚军并不关心此物是如何得来的，即使是以人的性命为代价，只要皇帝高兴就行。对于这些官员来讲，他们受雇于皇帝，权利来自于皇帝，其行为只是对皇帝负责，一切法律都是维护皇帝的“公”，一切处罚也都围绕着这个“公”进行。果然，皇帝一高兴，便“诏赐抚臣名马衣缎”。即便县令的所作所为是违法的，然而上司们喜则忘其恶，在考核中不但可以不计较他的贪和酷，而且因此可以升官发财，只是苦了像成名这样的不习人情世故、不明宦海风波的人。不想贪虐害民，却要受到惩处，而且是追比（旧时地方官吏严逼人民，限期交税、交差，逾期受杖责）的处罚。过去州县官员最怕受到追比处罚，清代规定，官员脏罚亏空追比未尽，即使是死刑，也要待追比完毕方能施刑。在大多数州县官员看来，追比处罚实际上比死还要难受，因为死刑不过是暂时受苦，而追比处罚在没有赔补完毕前，要日夜催逼，精神上会受到极大的摧残，况且还要看到子孙和家族同受其累。县令将上级责罚州县官员的手段用于成名这个里长身上，除了滥用权利、藐视法律之外，或许还有某种阴暗心理作祟。表面上看，追比在此有一个期限，而实际上这个期限是空的，既然上好的蟋蟀这个东西不是本地的产物，哪怕是一年时间也未必能捉到官府认可的蟋蟀，十多天根本不可能完成这样任务，无非是以此敛财罢了。成名现受到杖刑中的最高级一百（杖刑自六十至一百，每十为一等加减），实在是没有道理，彰显的是地方官员权力的威风。当然，笞、杖等刑是可以用钱来赎的，而行刑之人也当此是获利的大好时机，只可怜成名此时已薄产累尽，无钱可赎。明代宣德皇帝即位以后，曾下过一个命令：对于官员中有贪虐害民者，只许告到上司或按察司、巡按御史处，不允许军民人等擅自绑缚。民众对于官员的监督已经失去了效用，官员的滥刑枉法在病态的官僚制度以及黑暗腐败的官场的庇护下，已无人去追究，法律的不公也不可能得到纠正。 　　成名后的因祸得福看似是个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