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愈之 出版界“佘太君”.docVIP

胡愈之 出版界“佘太君” 　　在现代中国，只要是个读书人、文化人，恐怕就不会不知道：民国时期中国有最负盛名的综合性刊物之一《东方杂志》；在当今时事类期刊界有享有声誉的《新华月报》，知识界、科教界有权威的报纸《光明日报》，国际问题爱好者中有深受青睐的名牌杂志《世界知识》……还有，影响深远的《西行漫记》、《鲁迅全集》的出版，等等。这些璀璨夺目的奇花异草，都与一个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他，就是现代中国新闻出版界的巨擘、曾任新中国第一任出版总署署长、被誉为出版界“余太君”的胡愈之。 　　 　　出版《西行漫记》和《鲁迅全集》，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 　　 　　出版《西行漫记》和《鲁迅全集》，是胡愈之一生出版的两部最重要的著作。胡愈之的出版之功足以为后人铭记，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 　　1937年10月，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在英国格兰茨公司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1937年胡愈之主持救国会的对外宣传工作，同外国记者有来往，斯诺送给胡愈之一本《红星照耀中国》的样书，凭着对中国革命的关心，凭着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凭着新闻出版工作者的职业敏感，胡愈之马上意识到了此书内容对于中国读者的重大价值。胡愈之为出版此书，联合一批爱国的亲朋好友，成立了出版公司“复社”。为了正式出版发行此书，胡愈之煞费苦心，先是改头换面给此书一个隐性的中性的游记式的新名《西行漫记》。考虑到当时的实际需要，为了不给国民党以口实，也对此书的一些章节做了必要的删节，又采取预约的办法筹到了一些资本，付清了第一版1000册的纸钱。《西行漫记》问世半年多时间就印行了5版，还有海外的重印版，总共销了八九万册。从此以后，一大批倾向革命与进步的青年冲破层层阻拦，奔向延安，奔向解放区，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的生力军。 　　有了出版《西行漫记》的试验，胡愈之信心大增。他决定尽快出版《鲁迅全集》，以保存鲁迅的文章。为了多销广销发挥鲁迅作品的作用，胡愈之决定平装每套8元，精装的则以木箱精美地包装，外刻“鲁迅全集蔡元培题”字样，定价百元。这样以盈补亏，既可保证一定的数量，又不至于赔钱。于是胡愈之为此忙于推销，平装本在当地搞预约，预收书款。精装本因在上海销数有限。1938年3月胡愈之带着书箱样品去香港，找到了蔡元培、宋庆龄，他们积极支持，印好预约券在香港出售。胡愈之第一个找到了孙中山之子孙科，孙科当场认购了10部，在香港销售很有成效。胡愈之接着去了广州，5月到了武汉。周恩来正在武汉，他对《鲁迅全集》的出版极为关心，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预订了许多部，后送延安。沈钧儒先生专门为出售《鲁迅全集》举行茶话会，邀请国民党开明人士参加。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邵力子第一个认购，当场拿出1000元钱订购了10部。在邵力子的带动下，到会人士纷纷认购，在武汉筹得资金数万元，解决了很大的问题。1938年6月15日，《鲁迅全集》普及本已出版，精装本8月1日出版，内容包括鲁迅的全部著述和译作，共600万字。在当时险恶环境中，从编辑到校对出书，只用了短短4个月时间，在我国出版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丰功伟绩。 　　 　　《光明日报》的首任总编辑 　　 　　1949年夏，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夕，中国民主同盟创办了机关报《光明日报》，章伯钧任社长，胡愈之任总编辑。这是一张体现民主团结新发展的报纸，为广大知识界所衷心拥护。在当时的北京新闻界，《光明日报》以出报早，效率高而闻名遐尔。胡愈之努力在《光明日报》上宣扬民主团结，这是当年中共中央对《光明日报》的希望，也是胡愈之本人的一个宿愿。 　　胡愈之当时兼职很多，但是他不管别的工作和活动多忙，也不分节假日，他每天都要到报社谈工作，看稿件。有时他还同编辑一起上夜班，看完大样很晚才回家。胡愈之在报社享有很高的威望，同事们都尊称他“胡老”。他生活简朴，不搞特殊，一间小屋，一张旧桌子，一把旧藤椅，就是总编辑办公室。他的烟瘾很大，但是抽的一直是最普通的“白象”牌香烟。他喜欢叼着纸烟改稿子，有时过于专注，就不小心把烟头掉到衬衣里，就慌忙起来抖掉。在外面的编辑们听到里面衣服的扑打声音，抖笑着悄悄说：“胡老又把烟头掉到衣服里去了。”尽管工作很累，但是大家在胡愈之的领导下感到很愉快。 　　胡愈之编报历来非常重视评论工作。他主持《光明日报》期间，经常亲自撰写报纸的重要社论。无论是国内和国际问题，他都写得通俗易懂，精辟感人。由于社论代表民主党派发言，贯彻与中共中央的政策、方针一致的《共同纲领》的精神，受到国内各界和国外的重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往往向国内外及时转播，使《光明日报》作为一张新创的报纸，很快就有了很高的知名度。胡愈之还密切联系知识界广大作者，动员他们为《光明日报》撰文供稿，使报纸的版面呈现出百家争鸣、群星争辉的喜人景象。新中国的许多专家学者从此成为《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