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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政之对“巴黎和会”报道特点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此时中国成为战胜国。1919年初，重新瓜分世界的“巴黎和会”召开，国人目力集中于此，希望中国能在世界政治外交中一扫过去受人欺辱的历史，收回战前被德国侵占的山东。在这政要无数、记者云集，更关系到中国前途的会议中，中国却只派出了一名职业记者，就是《大公报》主笔胡政之。在“巴黎和会”的3个月中，胡政之聆听到中国代表顾维均的慷慨陈词，也目睹了西方列强的秘密外交，最终他看到，中国人自鸦片战争之后第一次昂着头，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使青岛没能归属日本。作为第一位出国采访国际会议的记者，他亲临现场，于会场内外积极采访，共向国内发回专电14篇、通讯4篇，成为中国最早的国际会议系列报道。这些第一手的新闻报道，为中国读者关注“巴黎和会”，提供了独特的“中国视角”，处在我国国际报道意识尚未开化的时期，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我们对这些报道进行详细的量化分析后，发现有以下特点： 　　 　　一、中国视角、民族立场 　　 　　胡政之对“和会”的这次系列报道，最突出的成就便在于站在中国国民的立场上，向公众提供了一个透视国际问题的“中国视角”。“巴黎和会”的本质是一战后对世界霸权的重新分割，在这样的一个风起云涌的国际舞台上，哪些是值得报道的“大事”?胡政之的标准是――攸关中国民族利益的事，在当时就是指“山东问题”。这就是“中国视角”。而这一点，正是当时国际通讯社无法提供给中国的媒体和公众的。 　　我们不妨做这样的一个对比分析： 　　以篇为单元，在《大公报》刊载的14篇“巴黎专电”中：只有4月18日和6月10日，没有提及与“山东问题”有关的进展，而是分别介绍了即将对战败国德国做出的处理以及各国对和约签字的态度。其他的12篇，均是围绕着“山东问题”的事态进程展开的，占报道总数的85.71％，报道的焦点被牢牢地锁定在国人所关心的“山东问题”上。 　　再以议题为单元，将“巴黎专电”的报道内容，按照青岛问题、胶州湾问题、和约签字问题、其他事关中国议题和无关议题进行划分的话，可以看到，无论是以???道的篇目，还是以内容的议题为单元进行划分，在胡政之的“巴黎专电”中，事关中国民族利益的报道均占到了总数的85％-86％，具有绝对的优势。 　　再来关注路透社的报道：和当时的大多数报纸一样，《大公报》也购买了路透社的电稿，并且几乎每天都有刊载。但是，有关我国在“巴黎和会”利益得失的内容就寥寥无几了。 　　例如，在1919年5月28日《大公报》的“巴黎专电”中，报道了我国代表的提议遭到和会拒绝，且最终结果难容抗拒这一关键性的事态进展。而当日的“特约路透电”中，18条消息中没有一条是关于我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的表现。 　　再如，刊载于1919年7月5日《大公报》的“巴黎专电”中，报道了我国山东问题的最终结果，我国专使没有在和约上签字。对这一国人极为关心的事实，同日的“特约路透电”中，10篇消息不仅只字未提，且无一是有关中国的报道。 　　中国报刊在国际问题的报道上，向来依赖于外国通讯社，缺少自己的声音，“一披阅中国之新闻纸，则英国半官方式‘路透社电’之消息，连篇累牍，全报新闻之来源，几全为‘略透社电’所占有，而国际新闻为尤甚”。作为国际性的通讯社，略透社等通讯社在新闻报道中或站在本国利益立场上，或站在西方列强的利益立场之上，报道中缺少“中国视角”。因此，就“中国在和会上的利益得失”这一国人最为关心的问题，一股报纸刊载的信息，根本满足不了受众的需要。这个时候，胡政之的国际报道填补了“中国视角”的空白，以民族利益为新闻价值的判断标准，取舍报道的对象、主题和材料，在这个重大国际问题上，有了中国人自己的声音，凸显出了胡政之“巴黎和会”系列报道的价值所在。 　　 　　二、数量众多、题材全面 　　 　　自1919年4月8日第一篇专电，截至同年9月6日，最后一篇通讯连载完成，五个月里，《大公报》共刊发了胡政之发回的18篇新闻报道。这些报道按照体裁，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专电”，体裁上与现代“消息”相近，但都没有标题，共计14篇，全部刊载在“巴黎专电”的专栏里。它们短小精悍，字数大多在100字以内，均一次刊载完成。考虑到当时的新闻传递条件，这样的数量实在可圈可点。 　　另一类为“特约通讯”，在体裁上，相当于现代的“通讯”，共计4篇。它们普遍篇幅较长，被分别刊载在“巴黎特约通信”和“专件”两个专栏中。从时效性上看，“专件”中刊载的通讯从付邮到送达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其中《和平会议决定山东问题实纪》时隔两个月之久，另一篇《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与中国》虽在文中未注明付邮时间，但从事发时间至1919年9月3日开始刊载，也已是双月有余，报道的时效性早已无从谈起。另外，在“巴黎特约通信”中，还连载了一篇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