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良我是个求全责备人.docVIP

汪良我是个求全责备人 　　接受采访的过程中，汪良一直摆弄着一部新型手机，不时接个电话。只要上班，他就忙。“我不加班，也不在周末安排事儿，”他说，“当然了，只能是‘尽量’而已。”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坐落在繁华的长安街边。可是，从汪良的办公室望出去，却见不到车水马龙，一座尚未峻工的大楼挡住了视线。也许，他知道自己不会有时间欣赏窗外的风景。“真的，这屋里没有人会坐很久，都是谈完事就走，一般不超过10分钟。”汪良说。每个工作日，从清晨8时30分起，一直到晚上5时30分，汪良就在这间办公室里忙着。作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台长，他的事太多，但是他不加班，尽量不加。 　　 　　“这孩子以后能当播音员” 　　 　　汪良出生在北京顺义潮白河畔。“那是个出播音员的地方，全国很多电台都有我们顺义的播音员。”他说。 　　汪良父母早逝，家境贫苦。上小学时，他就是班里的“明星”。几乎每天下午的最后一节课，老师都要让他站到讲台上，给全班同学读一段长篇小说。“这孩子以后能当播音员”，他的老师马振儒说。果然，中学毕业，汪良成了一名“播音员”。在顺义县板桥公社，18岁的汪良有了两个任务：看电话、管广播。 　　听着自己的声音回荡在田间地头，汪良心中颇有些成就感。可是，听众的反应却如同给他兜头浇了一瓢凉水。“这是打哪儿找来个70岁的老头哇？”农民们指着大喇叭撇嘴。“现在想想，那就是声音训练不够，太‘散’。”汪良说。 　　 汪良开始练发声。每天早晨，他一个人在空旷地，摸索发声的方法。他的“老师”就是收音机，中央台和北京台的节目。上世纪60年代的潮白河边，冬天的清晨，万木萧瑟，北风如刀，汪良寻找着播音员的梦想。有时，为了采访，他用自行车驼上个沉重的老式录音机，在田间奔波。也许是机缘巧合，在错过了全国数家电台的招聘之后，他终于走进了北京电台。“那个时候，我也不管领导是不是喜欢我，就是钻研业务，就是干活儿。”汪良说。他的才华很快得到领导和同行的肯定，这个勤奋朴实的农村孩子在话筒前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而且成了骨干。 　　1974年开始，汪良常被“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小说连播节目。“我小时候就爱听‘康英老师讲故事’，到了中央台一看，我的编辑就是康英老师。”汪良说。带着兴奋的心情，他投入了工作。他以一部《新来的小石柱》蜚声全国，成为与曹灿、董行佶齐名的收音机“午间明星”。他一个上午能录4段节目，是让编辑感觉最轻松的播讲者之一。《新来的小石柱》播出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收到了一麻袋一麻袋的听众来信，地方台纷纷转播这个节目。以至后来他在报考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时，主考老师指着稿子问他：“这东西，你还用念吗？” 　　“也许是我小时候受的苦太多了，到后来工作、上大学、再到北京台工作，几乎都是一帆风顺。”汪良回顾自己的播音生涯，说了4个字：“苦尽甘来。” 　　 　　“应该给我评个‘十大经济人物’” 　　 　　今年，54岁的汪良获得了第七届“韬奋新闻奖”。提及此事，汪良笑了：“我看，还应该给我评个‘十大经济人物’！” 新一代广播听众熟悉汪良，是从“北京交通广播”开始的。有人说，遇到堵车，车窗里飘出来的全是“北京交通广播”的节目。这个台的创始人就是汪良。北京交通广播初创时期，举步维艰。“半年里一个广告都没有，急呀！”汪良说。刚刚从经济台“编辑部主任”转变为“交通台台长”的汪良意识到，自己不能光管节目了，他必须要抓经营，要让节目和广告形成良性循环。当时，广播正处于低谷，个别电台不惜牺牲节目质量，让编辑、记者、主持人拉广告，混淆节目与广告的界限，这种做法极大地损害了媒体的公信力，也使媒体经营更加混乱、困难。汪良果断做出决定，在北京交通广播，不允许编辑、记者、主持人拉广告，一切广告经营由广告公司代理，编采人员集中精力搞好节目，并形成规范的考核系统。 　　 “如果说我做的事情，有什么能在广播历史上留下点痕迹。就不能不提广告经营。”直到今天，汪良还对自己当初的决定感到自豪：“北京交通广播的广告经营在短时间内就收到成效，今年，交通广播的广告收入将超过2.7亿。这个办法放大到整个北京台，也是效果显著，北京台的广告一年增加了一个亿。现在，全国有很多电台在克隆它。”就这样，北京电台从上世纪90年代初全国广播大排名的第6、7位直线上升，最终稳坐榜首。 　　汪良率先在北京交通广播推行广告代理制，用招标的方法选择广告公司，并在实践过程中逐步完成对广告公司的筛选。多年的电台管理经验使汪良很快成为广告管理方面的专家，他还独创出按行业管理广告公司的办法，帮助广告公司协调市场资源。在美国考察时，骄傲的美国同行向汪良介绍了自己的经验。在听了对方广告管理的方法后，汪良自信地告诉美国人：“我的管理办法比你们的更先进。” 　　北京交通广播从初创阶段的一文不名，到广告利润每年数千万元的增长，使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