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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人权利保护多维理论探析 　　[摘要] 纳税人权利与国家税收权力是一对天然的矛盾体，也是一对动态的博弈组合。纳税人通过让渡自己天赋的、神圣的私人财产权，赋予国家有限的税收权，这种让渡的条件和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权利，弥补市场，促进民生，达至公平。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研究和分析纳税人权利保护问题，探索和发现纳税人权利保护的精神实质和理论根基，对我国纳税人权利保护制度构建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 纳税人权利；社会契约理论；税收价格理论；控权理论；法治理论 　　 纳税人权利是纳税人在税收立法、执法、司法过程中，依法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以及要求国家或征税机关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是纳税人在税的开征、管理和支出领域应当享有的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的总和。 　　纳税人权利是一组内涵丰富、外延广泛、动态发展的权利组合，既包括宪法性质的纳税人权利，又包括税法性质的纳税人权利；既涵盖实体法层面的纳税人权利，又涵盖程序法层面的纳税人权利；既贯穿于税收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全过程，又延伸至税的开征、管理和支出等各领域。正是纳税人权利这种综合性、复杂性和多元性的特征，要求我们从不同维度、多个视角对纳税人权利保护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进行理论分析。 　　 一、政治学理论基础――社会契约理论 　　社会契约论认为，国家的生命和存在源自社会契约，是人们为了结束自然状态下产生的混乱和无序，更好地保障人身、自由和财产安全，而相互缔结契约，把属于自己的部分权利让渡给一个公共的权威――契约国家，以管理社会，保障产权和人身安全，增进公共福利，维护产权安全和促进公共福利可以说是国家存在的惟一的理由。既然国家是国民的自治团体，本身不从事财富创造活动，那么，维持自身运转及其活动的必要费用就应当由全体国民共同负担。因此，人们不得不纳税，让渡自己的一部分财产权利使国家具备维护社会秩序、确保产权安全和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国家不得不征税，为缔约者（也是国家的创造者）提供充足、合格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最大限度的满足国民对国家的???求。正如18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J.J.Rousseau）在《社会契约论》中所言：国家的存在既然是由于大众的公共需求，而其行动又有益于公众，故人民不能不纳税，纳税作为公共劳务的报偿。国家对纳税人的公共劳务包括国家提供的国防、医疗、教育等公共品，也包括纳税人权利。社会契约论不仅提供了国家起源的假说，而且奠定了税收的正当性基础,还为纳税人权利保护提供了一个政治学的研究路径。 　　社会契约理论标志着专制税收向民主税收的转换，是公民权利的觉醒，也是政治民主的进步。社会契约论揭示了赋税来自于国民让渡的一部分私有财产权利，这种让渡的前提是国民的同意，这种让渡的依据是民选的代议机构制定的法律，这种让渡的目的是公民对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享用。为了保证国家征税行为的合意性和高效性，必须赋予纳税人权利。可见，社会契约论在税收上逻辑演绎的结果就是征税必须获得人民的同意，税收行为必须依据人民选举的代议机构制定的法律，用税行为必须符合人民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要求；社会契约论在纳税人权利保护上制度推演的结果就是对纳税人“税收赞同权”、“代表议税权”和“用税监督权”的确认和保护。 　　社会契约论标志着宪法中关于纳税人权利与国家税收权力关系的重新认识，是对纳税人权利的弘扬，也是对国家税收权力的限制。社会契约论揭示了纳税人权利相对于国家征税权力的一种在先的、绝对的、不证自明的权利，国家征税权力来自于国民的授权，是一种后继的、相对的、契约性的权力。纳税人权利不是国家的恩赐，而是一种天赋的自然权利；纳税人权利不是国家税收权力的搭配和点缀，而是国家税收权力的源头和归依，也是国家税收权力的边界和制约。社会契约论从税收的本质和纳税人权利与国家税收权力的关系两个维度，从民主和宪政两个层面，为我们研究纳税人权利保护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持。 　　 二、经济学理论基础――税收价格理论 　　如果说社会契约论为纳税人权利保护提供了政治基础，那么税收价格理论则为纳税人权利保护提供了经济解释。在林达尔的税收价格理论中，他通过建立公共物品供应的经济学模型找到了一个林达尔均衡点。这一均衡点决定着社会公共物品供需的数量均衡，也决定着社会成员各自对公共物品应付的税收份额的价格均衡（也称林达尔价格）。林达尔均衡强调社会成员应付的税收价格等于他们各自从公共物品消费中所获得的边际效用价值，并且社会成员总的纳税额度应当等于公共物品的总成本。“税收价格理论”，揭示了税收与公共物品的需求和消费之间的本质联系，明确指出税收就是国家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价格”，是人们为享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税收价格理论将税收征纳双方视为平等的主体，纳税人与国家围绕公共产品和公共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