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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澍让我们想到10个问题 　　3月17日，安藤忠雄在上海梅赛德斯-奔驰中心演讲，他从后场进入，踩着追光上台，全场掌声雷动。他这样解释自己演讲的两个目的：“第一是希望把我的建筑理念带给全世界；第二是想为年轻人带来好东西，如果没有梦想的话，人就没办法生存下去了。”他面对的是一万多人的大场面，一千余人专程从日本来听他的演讲，前排880元的票价被黄牛炒到1500元。 　　他是一个日本建筑师，1995年得了普立兹克建筑奖。在演讲的最后，他恭喜刚刚获此奖的中国建筑师王澍。这是一个建筑师的荣耀。 　　 　　为什么是王澍？ 　　安藤忠雄在被问到对王澍的评价时说道：“王澍先生的作品既对现代建筑有很深的解读，也对传统有一定的认识，通过这样的平衡，他创造出一种新的中国建筑，我相信这种方式应该是得到世界的肯定的。” 　　排除中国现状这个大背景的话，王澍的作品被关注的另一个点在于其对材料和建筑方法的实验性，这意味着无从参考的建造方法和更大的精力投入。“为什么我能获奖，就是比较稀罕。大家每次问我，为什么你每次做这种像宁波博物馆这种项目，最后结果都比最初方案要好得多。很多人都是一开始的方案很好，中间为各种因素打折到最后甚至不敢承认这是自己的作品。这需要丰富的斗争经验，需要大量的智慧和技巧，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你都不能失去对大局的控制，你知道每一个地方哪怕一个楼梯扶手的改动都和整体有关。你愿意拿同样的报酬，花四倍的工作量去工作，你得舍得。很少有建筑师舍得这样做。” 　　一个建筑师如何让自己的理念完整地变成实体建?筑？ 　　这应该是全世界建筑师都头痛的问题。安藤忠雄的说法是：“作为一个建筑师，我会努力和业主平衡这方面的想法。当然我肯定会惹业主生气的。但我的梦想够精彩的话，相信还是有很多业主会理解我的。” 　　而李翔宁则更折中一些，中国的建筑没有完整的工业化生产体系，也没有国外例行的建筑师签字制度：如果甲方不按照建筑师要求施工，建筑师就不签字批准。在中国，设计费控制在甲方手里，建筑师局限很大。 　　“这里面的复杂超出你的想象。你跟各种人坚持，从甲方、监理、施工队，甚至到具体的工匠头。最后所有的细节都要掌控在手里，全程掌控是最难的，你问一般的设计院他们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整个的体制不允许全程掌控。我能够做的方式就是用一种很特殊的方法，所有的细节都掌控，甚至一个楼梯的一个拐角。很多学生都会惊叹说你怎么记性这么好，怎么会这边说这个楼的大的问题讨论完之后回过头去就说一个踏步的拐角有问题。这就像我们经常说当年清华国学院那些神奇的教授，他们会记得图书馆某个架子上某一行第几本书第几页，叫学生自己 去找。熟能生巧，你要对你所做的事情花巨大的心力的时候你会非常熟悉，熟悉到每一个毛细血管你都清清楚楚的时候，你就有智慧，才能使巧劲儿。”王澍说。 　　“中国的建筑师很痛苦的在于，拿到设计的时候整个工程条件非常混乱，甲方脑子里一团浆糊，根本不清楚他要什么。外国建筑师碰到这种东西根本不会做了。中国建筑师经常碰到这个情况。国外设计一个博物馆的时候，每一件展品是什么样子的，多大，展在什么空间里，都有具体的要求。我做宁波博物馆的时候就提这个要求，他们说不能告诉你，这是秘密。” 　　李翔宁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是一句话：“前半截是艺术家，设计图纸；后半截是社交家，用不断的妥协和让步来促使图纸能够完成。”他觉得王澍是一个对合作者很强势的人。 　　但王澍的说法是：“我在做这个事的同时，我就像是能分化出另一个人，我像是一个旁观者，这个旁观者在对我进行提醒，批判，甚至会让我有兴趣来带点儿幽默感地体会和玩味这个过程，所以为什么我的项目能坚持到底，这需要有个非常好的心态，这个斗争不是头脑发热能解决 的。” 　　 　　建筑师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王澍是有这样的角色意识的。 　　“建筑师不是说简单地设计房子的，他们是对这个时代有很大影响的一群人，如果他对这个时代尖锐的问题没有思考，不作出回答，他就丧失了在这个时代做建筑师的基本的资格。我觉得建筑师需要在一个时代有意识形态的立场。” 　　“我们现在铺天盖地在全中国复制了那么多的能称之为垃圾般的房地产，都是建筑师干的，建筑师就成了房地产商的同谋，变成了这个社会趋势的同谋。我觉得是这样，社会当然有问题，体制各方面有问题，你可以去批判，但是我从来不是简单地把它归结于这些外在条件造成的，很多建筑师持哪个立场。我觉得我们首先能做的，是自我批 判。” 　　“在面对这个整个现代性的洪水猛兽，即使持批判态度也很无奈，所以有时候很多建筑师最后能做到的就是 局部的救赎，其实对整体已经无能为力，局部的救赎仍然认为是可能的，如果这种救赎能带着一点生活的幽默的体会，就更好了。” 　　王澍觉得安藤忠雄早年诸如“光之教堂”这样的小建筑就有这样的气质，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