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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在我国省际间分布与集聚 　　【摘要】 FDI（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三大地区各省市的分布存在很大差异。本文在考察了我国FDI省际间时间、规模分布差异化特征的基础上，指出了FDI地区集聚化的原因：在FDI的流向选择过程中，也会面临较高的交易成本。面对这种不确定性和高成本，采用“跟进策略”是外国企业进行直接投资的最优选择。 　　【关键词】 FDI地区分布集聚 　　一、引言 　　FDI在我国三大地区各省市的分布总体上是不均匀的，存在很大差异。一般来说，经济体经济规模愈大，其获得的外商直接投资就越多。因此，评价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时把经济规模考虑进去显然更加合理。本文在此采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绩效指数来衡量外商在我国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一个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绩效指数越大，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在该地区越集中。仿照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做法，定义我国某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绩效指数为：其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占全国的份额与GDP占全国的份额之比。 　　二、FDI在我国的时间规模分布 　　首先，在FDI进入中国的初期，主要集中在广东和福建两省。据统计，在1983―1986的4年中，这两省年均FDI流入量占全国FDI流入总量的60%以上。而在1989年前，中西部地区的比重均为5%左右。 　　其次，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这一时期我国吸引FDI的政策发生了变化。FDI逐渐开始从最初集中的区域流向了其他各省市，由南部沿海地区向东南、东部沿海以及内陆中部城市扩散。这些区域包括长江三角洲的上海、江苏和环渤海地区的北京、天津、山东、河北、辽宁。截至1990年，这些省市年均签约的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数量均超过100个。而地处我国中部地区的湖北、湖南、河南等省的FDI在1993―1995年间也有大幅度的增长。 　　 同时FDI在较为集中的大省中，除了江苏以外，其余的广东、福建、浙江、山东、辽宁省的地理集中指数均有减少，尤其是广东和辽宁省更为明显。这说明广东和辽宁省内的FDI投向从集中转为相对均衡，即从个别城市向其他的城市扩散。例如，深圳市从1987年占广东FDI的48.4%，降为1995年的12.9%；大连市1987年占辽宁省FDI的77.2%，1995年则只有50.4%。江苏省的地理集???指数却不降反升，原因是苏州工业园吸引FDI占江苏省的比重从1987年的27.4%上升到1995年的49%。 　　再次，从近些年来看，东部地区的广东在全国和东部地区的FDI中所占的份额正逐渐减少。随着外资向东、北部扩散，沿海的各省市，例如江苏、上海、浙江、山东和河北在全国的份额则在稳步上升。中部各省在全国的FDI流量中所占的份额逐渐增加，其中湖北和湖南所占份额最大，中部其他各省吸收的投资额与之相比差距还比较大。西部欠发达省市吸收的FDI虽然有所增加，但相对于全国其他各省无论在FDI总量上还是份额上的更快速地增长，西部各省市在全国的FDI份额中比例反倒是有所下降。该地区的四川、重庆、陕西相对其他省市而言吸引的FDI较多，西藏的FDI则是一直非常少。 　　一般来说，经济体经济规模愈大，其获得的外商直接投资就越多。因此，评价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时把经济规模考虑进去显然更加合理。本文在此采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绩效指数来衡量外商在我国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一个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绩效指数越大，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在该地区越集中。仿照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做法，定义我国某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绩效指数为：其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占全国的份额与GDP占全国的份额之比。 　　本文考察了2005―2010年期间我国各省、市、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绩效状况（见图1―3）。广东、江苏、上海、天津、海南、福建、北京、辽宁等8个省、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绩效指数值大于1.2，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明显大于其经济规模；山东、浙江、江西等3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绩效指数在0.8―1.2之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与其经济规模相仿；其他省、市、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明显小于其经济规模。其中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绩效指数在0.3―0.8之间的省、市、区有湖北、湖南、广西、陕西、河北、吉林、重庆。由此可见，外商在我国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高度集中在东部各省、市、区，其次为中部各省、市、区，西部各省、市、区则普遍较少。 　　三、我国各省区吸引FDI时的集聚效应 　　外国直接投资的聚集效应体现在增量FDI的区位选择在特定区位FDI存量的影响，即当某一区域外商资本控制的厂商越多，新的外商将更倾向于投资该国家和地区。外商在进行投资决策时，需要对东道国的市场、法规、经济、文化等因素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外国直接投资面临更高的信息搜集成本，在FDI的流向选择过程中，也会面临较高的交易成本。面对这种不确定性和高成本，采用“跟进策略”是外国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