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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通货膨胀政策可信度检验 　　摘 要:利用机制转换法,构建反通货膨胀政策的可信度检验模型,实证检验1978―2006年中国的宏观经济数据,结果发现,可信的反通货膨胀政策能够更有效地降低经济主体的通货膨胀预期,帮助货币当局达到抑制通货膨胀的目标,但是可信度较低的政策将增加货币当局控制通货膨胀的难度。 　　关键词:反通货膨胀;可信度;机制转换 　　中图分类号:F123.16;F2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60(2009)04-0009-06? 　　 　　当经济主体相信货币当局将严格执行其公布的反通货膨胀经济政策时,一国的反通货膨胀政策就是可信的。可信的政策能够更有效地降低经济主体的通货膨胀预期,帮助货币当局达到抑制通货膨胀的目标。但是,如果经济主体认为货币当局的政策是不可信的,那么他们将保持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和本币贬值率预期,进而增加对外币的持有量以弥补在购买力上的损失。即使之后通货膨胀率下降、汇率保持稳定,先前政策的不可信也将使经济主体依旧持有一定量的外币,这种做法必将增加货币当局控制通货膨胀的难度。 　　 　　一、文献综述 　　 　　学术界对于反通货膨胀政策的可信度检验并没有统一的研究方法。理论模型集中分析了经济主体和货币当局的策略性行为和不同政策工具产生的影响,而实证检验在选取适合的变量方面也存在很大的分歧。这是因为政策的可信度检验涉及经济主体调整预期的过程,受到经济状况、政策制定者态度和其他经济政策等因素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综合的研究。 　　一种常见的研究方法是代理变量法。这类研究大都通过检验回归模型中系数的稳定性来衡量政策的可信度。Batchelor等(1991)将政策可信度的检验指标作为一系列独立的变量出现在模型中,主要包括石油价格的变化率、不同利益集团对控制通货膨胀和其他政策目标的偏好程度、收入政策等等。研究结果认为石油价格和不同利益集团政策目标的改变都增加了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然而政府通过稳定收入政策而增加经济政策可信度的措施却无法减少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Drazen 等(1994)进一步区分了政策的可信度和政策制定者的可信度。政策可信度的检验模型强调政策制定者的偏好,而现实的经济情况才是决定政策成败的关键。比如在失业率持续升高的情况下,不管货币当局如何宣称坚持执行原定的政策,政策的持续性最终将被质疑。Agénor等(1992、1993)将代理变量分解为长期和短期两种类型,其中短期变量的改变可以用政策的不可信来解释。利用汇率水平与官方汇率和黑市汇率的差额,他们认为巴西1986年的克鲁扎多计划(Cruzado Plan)虽然一开始迅速地得到了经济主体的信任,但是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 　　部分研究也将误差预测技术运用到测算反通货膨胀政策可信度的检验上。Christensen(1987)利用菲利普斯曲线分析了1982年10月以来德国的反通货膨胀政策,认为反通货膨胀政策并没有随着不同时期的工资水平而进行调整,因此该政策是不可信的。Kremers(1990)针对爱尔兰的检验发现爱尔兰加入EMS的措施增加了其反通货膨胀政策的可信度。Benjamin(1990)使用一般均衡模型探讨了货币贬值政策的效果,通过经济主体对货币贬值不同预期的形成情况来反映政策的可信度。当预期没有实现时,经济主体自然认为政策是不可信的。结果发现,政策的不可信对政策持续性的负面影响要大于对汇率政策本身的影响。 　　在使用Bayesian学习过程来研究的文献中,政策的可信度被理解为经济主体估计政策成败和连贯性的比率。Baxter(1985)检验了阿根廷和智利在20世纪70年代汇率政策的可信度。在她的分析中,经济主体利用财政赤字和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来衡量政策的持续性,使用Bayesian回归过程得到阿根廷政策的可信度在下降而智利的利率、通货膨胀率和政策的可信度成反向关系。但是Baxter没有考虑到除了财政赤字和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以外,其他的经济指标也可以成为经济主体判断政策可信度的依据,或者货币当局也可能隐瞒经济数据。因此,Weber(1991)在使用Bayesian学习法的改进模型中还考虑了货币当局公布经济政策和经济主体形成判断之间的时滞因素。他定义了两种类型的可信度,平均可信度(Average Credibility)衡量的是预期的政策成果和之前公布的政策之间的差异,边际可信度(Marginal Credibility)则衡量公布的政策对公众预期的影响程度。在Bayesian过程中,政策的可信度涉及到在不同的假设前提下对通货膨胀的预测,而这些假设前提与货币当局允许通货膨胀冲击经济的持续程度有关。 　　还有一种研究方法是变参数(Time?varying Parameters)和机制转换法(Regime S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