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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税转型最后一公里 　　最近一条微博在互联网上疯狂转发：中国，工5000元，吃一次肯德基30元，下馆子最少100元，买条Levis牛仔裤400元，买辆车最少3万元――夏利；美国，工5000美元，吃一次肯德基4美元，下馆子40美元，买条Levis 20美元，买辆车最多3万美元――宝马。 　　“中国制造的产品为什么国内卖得比在美国还贵?主要原因是各种税费。商品价格中所含税费中国是美国的4.2倍，是日本的3.7倍。过去10年间，预算内财政收入增速是名义GDP的1.4倍，加上预算外的会更高。”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在微博中表示，“紧缩银根、控制通涨之际，企业经营困难，减税正当其时。” 　　长久以来，经济转型一直是各路宏观调控的力道所专。然而年年喊转型，每次却都无法顺利盘过“投资拉动”这个漫长而又陡峭的弯道，进而在下一个30年使得中国宏观经济回归以消费为主的、走势稳定的长周期结构。在越来越多的刺激性政策牌明显出现边际效应递减之后，过荷已久的企业税负改革无疑已经成为这场转型之战的“最后1公里”。为此，《首席财务官》杂志对众多税务领域的专家以及CFO们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访问，进而为即将进行的新一轮税改，提供来自实战一线的第一手参考意见。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2011年5月发布《中国税收风险研究报告》，再次对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发出了“过高”信号。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等发达国家政府支出的福利性支出(含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卫生等)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高达68.84％、58.73％、56.73％、57.11％。报告指出，目前宏观税负的主要问题还在于福利和税收的不匹配，财政支出对于教育、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等支出的比重对比国际水平仍有差距，从而造成纳税人对税负水平产生偏差。中国目前全口径财政支出中，教育医疗、社保就业占GDP比重约为10.6％，而按照“十二五”规划的要求，这个比重要达到发达国家上世纪60年代的水准，还需要提升3个百分点。 　　全国人大代表、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东生曾多次呼吁，国家税制应进行改革以减轻企业经营压力。去年我国GDP增长10％，财税收入增长21％；财税收入占GDP的比重从2001年的15％提高到2010年的27％。也就是说中国经济蛋糕过去10年做大了很多，但政府切去的份额增长更大；这必然相对减少居民收入和企业利润的增长。他提出财税改革和个税改革的议案，希望调整财税体制，增加居民收入和提高企业竞争力。 　　李东生主张取消一些在政府财税收入不足时征收的部分行政性收费和一些附加税，比如教育附加费、针对房企之外企业征收的城乡建设税等等。他称这些税费征收时一致性比较差，企业和政府一直在博弈，现在政府有这个财力了，建议将这部分纳入政府预算。另外李东生代表还建议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税收分成方面，地方政府分成比例可提高，以使地方政府更好减轻收支的压力。 　　而“十二五”规划税制改革则指明：按照优化税制结构、公平税收负担、规范分配关系、完善税权配置的原则，健全税制体系，加强税收法制建设。北京国瑞纳税筹划研究所所长宋洪祥表示，　“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增值税改革，国家主要的目的是公平税负，打击利用发票的偷税行为。需要国家对各行业的税负进行调研，税率要适中，适当制定运输企业和施工企业的增值税税率，不要增加企业的税收负担。 　　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税务管理系主任蔡昌认为，中国税制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减税改革。一方面降低税负，为企业松绑；另一方面，为建立公平的税制奠定基础。流转税改革，关键是增值税转型与扩围问题。增值税转型已经在2009年初见端倪，但是由于不动产被纳入抵扣范围，使得转型改革不彻底。目前还存在增值税扩围问题，此次增值税“扩围”改革，必须和中央与地方的财政体制改革相结合，这一改革极为迫切，势在必行。 　　对于推进流转税改革的原因，蔡昌分析，目前增值税与营业税并存不符合公平原则与效率原则。增值税进项税额可以抵扣，只就本环节的增值额纳税，具有税收中性的特点。而营业税实行全额征收，重复课税严重，一些纳入营业税征收范围的行业购进原材料的进项税额不能抵扣，增加了纳税人的税收负担。比如，建筑业的纳税人提供建筑业劳务时所购进的原材料不能抵扣进项税额，则显然会抬高该行业的整体税负。纳税人在相同利润水平下，由于分属不同税种的征收范围，则其税收负担明显不同。因此增值税、营业税征税范围及税率的差异性进一步放大了两税并存所导致的纳税人税负失衡的程度。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社会分工精细化的发展，增值税在消除重复征税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营业税的存在使得行业上、中、下游抵扣链条不统一，不利于社会分工的发展。比如上游提供劳务的部门不能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下游单位就不能抵扣；下游单位可能会选择自己提供该劳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