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带来机遇和挑战.docVIP

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带来机遇和挑战 　　我国经过二元经济条件下的高速经济增长。目前已经接近农村剩余劳动力告馨的“刘易斯转折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如果说以往农村，农业的发展以及农民增收。主要被看作是其他部门的支持的话。这个转折点的到来，意味着“三农”问题更是对整体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保证。从而使“工业补贴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政策真正符合城乡―体、互惠互利的发展趋势。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新机遇。从政策上应对各种挑战。 　　 　　劳动力无限供应时代结束 　　 　　“民工荒”从珠三角蔓延到中西部地区，意味着经济发展过程中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中国劳动力供给将不再是无限的。我们做了调查，从城市化因素考虑，预计从2010年开始全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将停止提高，稳定若干年后则呈现降低的趋势，伴随着人口扶养比的增高，预计到2013年，中国的人口红利将转变为人口负债。作为城市劳动力的补充，农村劳动力已经开始出现短缺。而从农村劳动力的配置格局来看，在2005年农村4.85亿劳动力资源中，约2亿通过就地或外出实现了向非农产业的转移，目前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大约1亿，其中39岁以下的只有一半左右。也就是说，按照目前的激励机制和激励力度，农村劳动力向外转移的规模不足以满足经济高速增长的需要，从而形成民工荒现象。 　　21世纪以来，农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特别快，也就是说劳动力剩余的减少特别快。估计在现有条件下，农村只有几千万现成的劳动力还可以转移。这几千万之所以还留在农村，是因为他们相对来说转移能力比较低。因为可以转移的劳动力数量减少，我们的城镇化速度有所降低。 　　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学术界，在发展经济学里，从来没有统一认识，也没有任何人能提出大家普遍接受的计算方案，所以我强调的只是一个变化，即可供转移的越来越少，但不是说没有可转移的了。 　　长期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了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或者说不习惯想到中国的农业劳动力可能会变得不再剩余。现在要破除这个神话，我们过去高估了农业中实际就业人数，低估了农村中非农产业中的实际就业人数，也低估了农业劳动力实际已经转移的人数，甚至把那些进了乡镇企业但没有进城的劳动力，也部分地算作是剩余。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就会发现，农村劳动力不再是无穷无尽。 　　 　　劳动力短缺对中国经济的特殊含义 　　 　　劳动力短缺不光是一个人口问题，对于中国经济具有特殊含义。迄今为止，中国有一个劳动年龄人口高速增长、占总人口比重较大的过程。这带来了两个好处：一是劳动力供给充足，从而使得国内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拥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二是使得中国的人口扶养比低，与之相伴的是极高的储蓄率，从而获得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的人均GDP增长中，有26.8％来自于人口扶养比的下降。研究表明，人口扶养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人均GDP相应增长0.115个百分点。但由于中国的人口红利是罕见的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变化以及特殊的人口生育政策造成的，因此来得快，去得也快。 　　一旦农村剩余劳动力池子被淘干，就标志着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开始转变，原来单纯靠投入劳动力和资本来维持经济高增长的局面必须改变，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成为急迫的需求。因此说，刘易斯转折点对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出了更加实际的要求。简而言之，就是在这个转折点之前不论有多少新增就业，工资都不会涨，这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在这一点之后劳动供给不再是无限的，工资开始上涨，人均收入开始实质性地增长，这意味着步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 　　毋庸讳言，在改革开放初期及其以后较长时间内，企业高速发展、无限壮大和超常规扩张，除资本和市场的运作外，―个重要的支撑面，就是廉价的、取之不竭的劳动力资源。很显然，达到了“刘易斯转折点”，那么也意味着以前依靠城乡差距所产生“中国制造”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将渐渐失去。中国经济增长，最终会进入一个高工资、高生产率的发展时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从现在开始，农村劳动力没有可以转移的潜力，而仅仅说明，如果没有工资水平的提高或其它等值的激励手段的加强，非农产业就不再能够像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时期那样，轻而易举地得到所需的劳动力供给。 　　随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的结束，不再是用低工资就可以促使农民进行转移。所以，我们到了这么一个转折点，如果还要保持快速的城市化，就意味着要改善农民工的待遇，要在制度上清除流动障碍。这也是劳动力市场制度的转折点，要从过去的偏资本的政策倾向转向偏劳动。 　　 　　应对新情况的政策要点 　　 　　揭示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远比想象的少得多这样一个事实，并不意味着“三农”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或者可以在政策措施及其力度上有丝毫的放松。相反，这些变化对“三农”问题的解决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方针的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