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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合作组织政治学分析 　　[摘要]农村合作组织是建立在农民的结社自由和选举自由的基础上的,农村合作组织的存在又为农民权利的实现和维护提供保证,这就是农村合作组织的政治意义。文章从村民自治组织、农民集体主义和非政府组织三个方面对农村合作组织的建立和发展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农村合作组织;村民自治组织;农民集体主义;非政府组织 　　[中图分类号]F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0)09―O006―09 　　 　　一、农村合作组织的政治意义 　　 　　新农村建设如何进行?在什么方向上取得突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正确的认识和做法,就会犯南辕北辙的错误。新农村建设应该是加速城市化的建设,促使农村和农民有序消亡还是认为新农村建设应该反城市化,要把各种要素留在农村,以实现“乡村复兴”。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发展非常不平衡,城市化的进程差异非常大,有的地方城市化很快。有的地方会长时期保留大比例的农村人口,不可能一刀切地讲“城市化”或者“农村复兴”。城市化未必会让乡村没落和消失,重要的是,那些向往乡村和小城生活的人们,是否有机会按各自的生活态度和居住偏好自由组合。建立自己的新社区,或改造日趋颓败的旧乡村;这种组合,既可由开发商的细分定制来实现,也可由居民直接组织。显然,此等发展对制度环境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果居民不能自由迁居,土地产权没有落实,土地用途和交易受到限制,居民无权自我组织,社区自我管理契约得不到法律承认,社区发展受限于行政区划的桎梏,自我管理与既有村镇政府体系相冲突,水电道路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被垄断和管制,居民在交了社区物业费并实现公共产品的自我供给之后,却仍要和其他依赖政府服务的社区一样纳税,那么新型村镇就难以建立。 　　如今,所谓的“三农”问题实际上就是农民问题,但农民问题的实质不能说是种田人的问题。实际上农民问题的根源在农村之外,其本质就是公民权不平等,或者说在公民权总体水平不高的前提下,被称为“农民”的大多数中国公民权利缺失尤其严重。所以,尽管“三农”问题说复杂是千头万绪,说简单就是两句话:农民数量要减少,农民??利要提高。可见,不管“城市化”还是“农村复兴”,根本问题还是一个农民权利问题。是否进城,农民可不可以自由选择?农民的命运必须捏在官员手里吗?新农村建设最需要实现的是把权利交给农民,农民愿意进城,就得维护他们在城市中的权益,如果农民愿意留在农村,就得维护他们在农村中的权益。回避了“权利”这个关键,不管“城市化”、“反城市化”还是“逆城市化”都会侵犯农民利益。总之,农民问题关键是农民权利问题,城市化进程不是消除了、而是突出了这个问题。而维护农民权利就需要农民的组织,农村合作组织问题如今受关注,原因就在如此。 　　有人认为农民进城问题是当前和未来农村的主要问题,而农村本地问题往往被边缘化。这种趋势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从农民的收入角度来看,来自农民工的非农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大,而来自农业的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小,如今谈论“农民组织”。并不仅仅意味着种田人的组织。但是正如“农民问题”在中国不仅是种田人的问题一样,强调维护农民工权益是完全应该的,但这当然并不妨碍关心农村问题。因为毕竟还有很多农民一时进不了城,还不能不呆在农村,即使进入城镇的农民,仍然有个“40岁现象”。 　　20世纪90年代农民上访多了起来,一般都会认为是农民负担过重和征地所引起的。这没错,但不准确、不深刻、不全面。农民上访的第一个高峰是因为农民负担重,第二个高峰是因为征地制度、企业改制等太不合理,第三个高峰将是农村社会没有了有效的合法治权(理)而滋生出了非法治权(理)。如果真的出现了农民上访的第三个高峰,那将是一个新高峰。于建嵘(2004)的统计表明,农民上访前,70%的人都认为上面是公正的,毛病都在下面。但上访往往不能解决问题,还引起报复。然后那些人就认为上面有问题,对体制的信任损害更大,以至于出现非理性反应。这提示我们,虽然不能说农村合作组织一点风险没有,但别的做法风险更大。让农民有组织地协商,建立农民与涉农诸方面的利益协调机制,把问题解决在基层,非理性反应,包括上访就不至于像现在这样严重。如图1所示,农村合作组织是建立在农民的结社自由和选举自由的基础上的,农村合作组织的存在又为农民的权利的实现和维护提供保证,这就是农村合作组织的政治意义。在农村给予农民结社权可以使得农民能形成合作组织来与其他利益群体进行集体谈判,形成比较强大的参与博弈的能力,它的作用比推动乡镇民主直选的意义要大得多。 　　农民组织维护权力的功能论证已经很充分,但如何操作仍然是个问题。立法是一个办法,但从中国改革、尤其是农村改革的历史看,实践先行的特征很是突出。变革先起自民间,到了一定时期就约定俗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