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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认识我国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巨额负债 　　所谓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是指,地方政府组建的不同类型的公司,包括城市建设投资公司、城建开发公司、城建资产经营公司等。政府通过划拨土地等,组建一个资产和现金流大致可以达到融资标准的公司,必要时辅之以财政补贴等作为还款保证,融入资金后重点投向市政建设、公用事业等项目。 　　融资平台公司的雏形始于1998年的财政刺激,其中又以重庆摸索出的国有投资模式最为知名。2002年底,重庆市设立了八大投资平台公司,通过国债注入、规费注入、土地收益权注入、存量资产注入和税收返还等五大方式向八个投资集团注入700多亿元的资本金,以此为平台,先后获得银行2500多亿元授信额度和1000多亿元的实际贷款,主要用于重庆的道路、桥梁、供水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占重庆近年来全部基础设施总投资额的75%,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重庆发展面临的资金瓶颈问题,这种模式被世界银行称为“重庆国有投资集团模式”。 　　在重庆模式的引领和示范下,各地纷纷设立自己的各类融资平台公司,积极从事融资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客观地说,截止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平台公司的融资规模尚属可控,相关的政府负债也还没有引起各方面的重视。有一个数据表明,在2008年初,全国各级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公司的负债总计1万多亿元。融资平台真正遍地开花,从省会城市复制到地级市甚至区县一级,融资金额呈几何级数增加则是2009年以后的事。2009年一年,为了应对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危机,我国实行了扩张型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项目审批和融资条件同时放松。就平台公司而言,中国人民银行与中国银监会在2009年初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信贷结构调整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政府组建投融资平台,发行企业债、中期票据等融资工具,拓宽中央政府投资项目的配套资金融资渠道”。受此激励,外加各大银行事实上放松银根和贷款条件,全国范围内的政府融资平台公司陡增到3000多家(一说是8000多家),其中70%以上为县区级平台公司,负债余额则从1万多亿元增加到6万亿元(也有人说是5万多亿元,还有人估计是11万亿元),其中绝大部分来自于银行贷款。 　　 　　地方政府缘何如此负债 　　 　　高速城镇化进程中,地方政府面临严峻的发展压力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2008年的45.7%,30年提高了27.8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0.93个百分点,特别是1996年～2008年,城市化率从30.5%提高到45.7%,提高了15.2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27个百分点。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以各种方式涌入城市,形成了对各类城市基础设施、公用设施的巨大需求,地方政府必须对此作出回应。前几年甚嚣尘上的地方政府“经营城市”,其实即为一例。 　　现行财政与债务管理体制约束下,地方政府缺乏正常的融资渠道面对前所未有的基础设施建设任务,几乎每个地方政府都面临着严重的资金约束。正常情况下,地方政府的主要来源是税收,在我国的特殊背景下,以基金、各类收费组成的非税收入也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即使如此,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能依赖常规性的收入来支撑巨量的基础设施建设任务,我国也不例外。这种情况下,理性的选择自然是对外借债。但与此同时,我国相关法律明确规定,地方政府不能发行债券,这必然从体制上迫使地方政府另寻出路。 　　因此,从这两个意义上讲,地方政府通过筹建融资平台公司以达到融资和市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目的,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也可以说是地方政府在现行体制条件下一种天才性的创造。 　　事实上,融资平台成立之初,有较好的风险防范机制(如重庆模式下的“三不原则”、“三大平衡”和“三大方式”),加上银行本身的风险防控体系,平台公司运转正常、宏观经济背景向好、资金链不突然中断等的一系列假设条件下,涉及平台公司、地方财政、金融部门以致于普通储户的连环性金融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不能说没有,但尚在可控的范围之内。但导致融资平台公司从风险可控到风险显著增加的“质变”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2008下半年出台的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以及放松了的项目审查、贷款审查是平台公司贷款急速增加的背景条件这一年,国家出台了4万亿元的政府投资计划,其中中央政府仅拿出1.8万亿元,另外的3.2万亿元要由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方式融入(当时,地方政府甚至响亮地喊出了18万亿元的投资盘子),地方政府的项目建设压力和速度陡然提高,贷款欲望倍增。与此同时,整个银行体系也放松银根和贷款条件,平台公司获得贷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同时成倍放大。 　　地方政府的深度介入众所周知,各类融资平台公司的背后是地方政府,平台公司的负债就是政府负债。事实上,各类平台公司从一开始就是地方政府借以融资的工具和载体。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