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字改革史看汉字规范和“简繁之争”.docVIP

从汉字改革史看汉字规范和“简繁之争” 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实行的汉字简化问题，到80年代，由于文化发展进入新时代，在汉字使用问题上，发生了观点分歧。很多人对汉字简化产生了怀疑，认为这项措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普及文化的权宜之计”，甚至有人认为简化字“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负面作用”。最近，在《规范汉字表》研制的过程中，是坚持简化字还是“恢复繁体字”的问题再次提出，已经是一个不可不面对的问题。这个问题看似是一个十分简单的普及层面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问题与学术问题。它不仅涉及国家与民族的振兴和发展，而且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要了解汉字问题各种争论的实质，必须回顾历史。 中国古代崇尚汉字的两重性 中国是一个崇尚文字的历史古国。远在周代，宫廷教育的科目“礼、乐、射、御、书、数”中，识字（书）和数算（数）就是当时小学教育的基础科目。汉代的文字学称作“小学”，已经有了分析汉字形体结构的科学内容。汉代经今古文斗争中，一批古文经学家利用表意汉字因义构形的特点，从分析汉字形体结构出发，来解释词语的意义，文字学因此成为解读儒家经典的津梁，取得了与儒家经学同等崇高的地位。对汉字的崇尚，逐渐变成一种具有统治地位的文化观念，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说：“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就是这种上层文化观念的集中反映。这种上层文化的观念，对底层文化的影响是无形的。民间的“敬惜字纸”之风，便是这种崇尚汉字的观念对民众心理的浸透。 对汉字的崇敬，带来了两方面的效果，一方面含有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与继承的理念，但另一方面，由于汉字被少数人占有，暗含着两个不适合新时代的因素，那就是垄断与复古。 汉字改革经历的三个30年 中国的现代新文化建设，从1919年算起，刚好经历了三个30年：这三个30年，汉字问题都是中国新文化建设的重要问题。 第一个30年，l919—1949年，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在这一时期，汉字面临着命运的抉择。有关汉字的三次大辩论，矛盾的尖锐性逐步升级。但是，当时的汉字改革还只是一种理想。为了教育的普及和大众文化的振兴，许多提倡新文化激进的知识分子，为汉字走出复古和垄断的歧途而呼吁，而奋斗；但是，他们尚处在摸索一种汉字改革的可行性，行动还带有一定的盲目性。 第二个30年，l949—1979年，从建国到改革开放。汉字改革综合了前30年的经验，汇聚了多方面的队伍，落实了推广普通话、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推行简化汉字的三大政策。这30年，汉字整理与规范成为有组织的国家行为，对新中国文化教育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第三个30年，l979--2009年，改革开放到今天。从l979年开始，中国改革开放，世界同时经历了一场革命性的变化。在全球展开的信息和信息技术革命导致了信息社会在全球的实现。在这个全球性的大变革中，汉字进入了计算机，成为传播汉语信息的最有效的载体，汉字的命运由历史、文化和科技联合做出了结论——它在信息社会的存在已毋庸置疑。 我们把第一个30年称作汉字改革的酝酿时期，第二个30年称作汉字改革的实施时期，第三个30年称作汉字改革的转型时期。 汉字改革酝酿时期的三次大辩论 20世纪初，在两个并行的潮流下，展开了三次关于汉字问题的大辩论。当时的背景是：一方面强大的文化垄断与复古势力，还笼罩着民主革命推翻帝制以后军阀混战的中国；另一方面在反封建的同时，全盘否定中华传统、把国家现代化的希望寄托在全盘西化的思潮也在抬头。这三次辩论的思想冲突，内涵复杂，意义深刻。 第一次，l9—20世纪之交，在普及文化教育前提下发生的切音字运动。首先去摇撼传统的汉字观念的，是清代末年极少数懂得西方拼音文字又关注教育普及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是卢戆章和王照。他们发动了切音字运动，特别强调复古思潮在主观上加深了汉字学习的难度，主张以拼音辅助汉字教学，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汉字的繁难。从这些主张中可以看出他们普及教育、发展科学、振兴国家的爱国主义初衷。 第二次，20世纪初，在维护国家独立、振兴民族文化前提下，产生了汉字的存废之争。吴稚晖发表《评前行君之“中国新语凡例”》一文，认为中国应废除汉文汉语，改用“万国新语”（即Esperanto世界语）。同年，章炳麟发表了万言长文《驳中国改用万国新语》，对汉字的优劣和是否能够废除的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论争，批驳了“汉字落后”论，提出三个论点：（1）汉字繁难，无表音机制，难与语音沟通，对普及教育很有妨碍，需要制定一套标音符号来辅助扫盲和初等教育。他“取古文籀篆径省之形”制定了36声母、22韵母的切音方案。后来，这个方案中的15个字母为注音字母所采用。（2）汉字适合于汉语，并与中国历史文化产生了难以分割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