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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收益类型的趋同与六国“合纵”的失败 　　摘　要　在秦国霸权扩张的过程中，为什么六国没有形成有效的合作，或者说联合制衡。本文从收益分配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本文注意到了东方六国预期收益类型趋同的事实，通过史实论证了这种趋同对国际合作三大困难――集体行动困境、信任沟通问题和相对收益问题的影响，并由此提出了对这个问题的新解释：在共同利益条件下，六国预期的核心收益类型的趋同(实际上就是领土收益)加剧了这三大困难，因此东方六国间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合作。 　　关键词　“合纵”　联盟　预期收益类型　国际合作　春秋战国 　　中图分类号：D8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10)03-0053-62 　　 　　一、六国合纵的失败及其原因解释 　　 　　关于战国七雄逐鹿和秦国统一天下的历史，历来不乏文人墨客激扬文字。先有贾谊的《过秦论》，再有杜牧的《阿房宫赋》，??了宋朝，苏洵、苏辙父子的《六国论》更是交相辉映。“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尝读六国世家，窃怪天下之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众，发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于死亡。”苏洵父子《六国论》的目的虽然是为了针砭当时宋朝的时政，但却客观地描述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六国的灭亡并不是实力的问题，如果六国合力抗秦，则完全是另外一种结局。当然，秦国最终统一中国有着诸多复杂的因素，不是一两个原因就能解释的。但六国的合作效率之低，却是不争的事实：在面对秦国长达一百多年的霸权威胁之下，东方六国见于史书的联合抗秦行动仅有九次：除了史书记载的五次合纵抗秦之外，还有四次是东方六国对秦国进攻的联合制衡，分别是公元前294一前286年，秦与韩魏之战；公元前283一前281年，燕赵两次解魏都大梁之围；公元前275年，秦围魏都大梁，韩国发兵救魏；公元前259一公元前257年，楚魏救赵。这些行动虽然在当时造成了不小的声势，但并未对秦军构成实质性打击；相反，六国间的战争却是如火如荼，生死相搏。究竟为什么，在合作压力如此之大的情况下，六国没有形成有效的合作，而背叛行为却如此流行?传统上存在以下四种解释： 　　第一类观点强调人的作用。认为秦国的国君都是励精图治的精干之人，而六国的领导人大多是昏庸无能之辈，这也正是苏氏父子《六国论》所持的观点。我们或许能够接受某些特殊的例子，如楚怀王被张仪欺骗，与秦交好而破坏了合纵。但一百多年来，秦国国君的能力和决策水平都要好于东方六国国君的论断则很难让人信服。 　　第二类观点则倾向于单元层次的分析。一种观点是政治制度，主要是说秦国自商鞅变法后，形成了一套非常高效的政治制度，这是东方六国所无法比的。这可能是秦国统一天下的原因之一，但却不能解释为什么六国合作效率的低下。也有类似国内政治利益集团的解释，认为特殊人物决定影响了历史进程。战国时期无疑是群星璀璨的年代，优秀的军事家、纵横家、政治家层出不穷。他们对具体的历史事件发挥了特殊影响，他们的私人利益是抗秦合作中需要考虑的另外一类收益。 　　第三类观点强调社会观念和意识的作用，认为先秦的“大一统”思想促进了中国的统一，因为秦朝的统一顺应了历史潮流，受到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支持，这是后世儒家的习惯性解释。然而，非常讽刺的是，秦国仅仅统一中国十来年，六国各地的农民起义和贵族叛乱又颠覆了秦帝国。 　　这些传统的解释往往并不是基于国际关系所做的阐释，由于时代和知识面的局限性，它们也没有自觉地应用国际关系理论。随着人们对中国古代先秦外交实践和外交思想的日益重视，这段时期的诸侯国体系也引起了国际关系学界的兴趣，分别有三位学者提出了三种非常独到的解释： 　　许田波应用行为主体选择理论分析了从前656年到前221的春秋战国历史，认为除了系统因素之外，行为体的主体选择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战国时期的秦国通过“自强型”改革和聪明的国际战略克服了扩张所带来的成本增加和制衡的风险，从而获得了成功。按照她的观点，秦国的“自强型改革”和高明的外交政策使六国之间无法进行有效合作：秦国的强大实力使东方六国失去了联合反秦的足够兴趣(因为成功机会很小)；各个击破的外交策略(“连横”)则有效地削弱了由于秦国崛起而出现的制衡效应。该观点的隐含论调是秦国的政治家和秦国的政治策略比历史上所有的霸权国家的君主和政治策略都要高明，因为只有秦国成功超越了均势，克服了制衡，实现了统一。 　　韦宗友认为，秦崛起后形成了单级体系，六国对秦国威胁的不同感知决定了六国更愿意采取追随和不介入的策略。他观察到，“囿于一己私利以及出于对联盟的不信任，各国也并未结成有效的联盟。”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继续分析六国短视自私，互不信任的原因。 　　赵鼎新认为与其他区域体系不同，战国体系不存在其他力量，如宗教势力，其他规范，如主权、人权等的制约，一切为了打赢战争，